北京日报 2012年02月07日 星期二本报记者 彭俐

　　豆汁儿挑子

　　杨信和他的“流动的什刹海”

　　瑞蚨祥（六）

　　北京九门深处地图

　　杨信，长的样子就很胡同，像他的“胡同母亲”，朴素，憨厚，平淡无奇，直来直去。今年他也整五十岁了，身体发福，爱穿蓝色布料的中式对襟衫，一口地道的京腔多含俚语，在同龄人中不大多见。外地人会误认他是四合院中的哪位普通大爷，想不到他是名扬海外的京味画家。

　　1962年出生的杨信，恰恰是“胡同母亲”奶大的孩子。长大后他没有忘记反哺，用一支画笔不倦地描绘他的“母亲”，他的家，他的童年往事以及老北京往事。人们将他的画作命名为“京味”，也称其为民俗画家，其实，他不过是“胡同母亲”的孝顺儿子，老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位痴迷者而已。

　　走进他位于东城交道口一幢楼房地下室的“旧京民俗杨信工作室”，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他将工作室仿制成胡同民居，四合院院门古朴，堂屋的格局庄重，一水儿的古旧明清家具沉实，就连大门板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刻字，都是民俗画家亲手凿刻。

　　京城之大，画家之多，但很少有“60后”的丹青手能把古老的京味嚼透，或把它捧在手里像宝贝似的，并用多彩的笔墨将其贮藏待来年发酵，甚至即时就用其浓郁的醇香来陶醉世人，乃至征服世界。老画家刘迅曾说：“杨信是老舍式的画家，他只画贫寒的底层人物和市井生活，不画王府与贵胄。”

　　说到现代京味文化，它是由许许多多拥有艺术和学术天赋与才华的俊杰们共同造就，小说作家有老舍，戏剧家有曹禺，评书大师有连阔如，相声巨擘有侯宝林，话剧演员有于是之，影视编剧有刘恒，收藏专家有马未都，清史研究有阎崇年，节目主持人有崔永元……而民俗画家则有杨信。

　　少年梦想拥有一个绿画夹

　　一位当代北京民俗画家，诞生在南锣鼓巷一带也许不是偶然。杨信家住分司厅胡同，一住40年。分司厅胡同俗称“粉子厅”，它东起安定门内大街，西止北锣鼓巷，如今属于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常有中外游人光顾。

　　胡同，对一般人来说不过是古老建筑而已，但对杨信而言却是一条剪不断的脐带。

　　上世纪60年代，杨家父母和当时许多工薪阶层的双亲一样，辛勤节俭地度日，为膝下的几个儿女操劳。

　　杨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哥常代替父母做“大管家”，

　　吩咐弟弟打水，妹妹和面。最小的杨信被派去买芝麻酱二两，供一家七口拌食凉面。小半碗香喷喷的芝麻酱端上桌来，警觉的大哥哥对小弟弟说：“你偷吃了！”“没有！”“瞧！你舔的舌头印！”果然，芝麻酱中有小山崛起之势，小舌印清晰可见。

　　那时，不光每一户小家省吃俭用，一毛钱酱油、五分钱醋地到食品小铺去零星采购；就连公家也不奢华与铺张，胡同里国家盖的“官厕所”不多，四合院中的“公共水管子”为节水而每天定时上锁。贫寒的、爱画画的胡同孩子是怎么画画的，今天富裕起来的人们简直无法想象。

　　卖冰棍儿的老爷爷、老奶奶一出现，杨信就跑上前帮老人推车。不是为得到免费冰棍儿，只为讨要几个用马粪纸制作的、盛冰棍儿的盒子。回到家，将纸盒子压在铺板下，压平了，拿出来裁了，再用骨胶加立德粉往上一刷，便成为有颗粒状的、能挂得住颜色、可画油画的纸板。最后，自己找木料钉个框子，刷上胶。画画所需的物件便大抵置办“妥了”。

　　杨信的口头语就是“妥了”。

　　像是叹息、又似欣喜的“妥了”的口头语习惯，原是来自他打小儿动手制作画画材料的繁琐过程。

　　人家孩子学画是因为天性好静，杨信学画是源自天生贪玩。

　　分司厅小学，学生们眼中的画画老师牛广聚最牛。他画的一幅巨型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矗立在楼道里，令所有人都仰慕。杨信老想用手摸摸毛主席手中那把油纸伞是不是真的。牛老师组建了一个绘画小组，杨信是主动参与的学生之一，这倒很难说是他的天赋被发现，只不过是他太淘气、不好好读书使然。他爬城墙、糊屁帘儿（风筝）、逮蛐蛐、粘蜻蜓、扇三角（用纸烟盒叠三角做游戏）、捞鱼虫……和胡同半大小子们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妈妈一想，与其整天玩耍、不好好上课，还不如让这孩子业余学学画画来驯服野性，就向老师提议，进绘画小组。

　　9岁开始跟着牛老师画素描，对着景物在纸上涂涂抹抹，让四合院顽童发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新天地、一个宣泄自我内在激情的大舞台。兴趣的闸门一旦开启，生命的潜能奔涌而出。他和街坊发小儿、祖上是宫廷画师的吴静涵（后来成为画“红衣少女”系列的名画家）一起，步行去几里外的美术馆看展览；一起到王府井临摹大海报上的海军战士。“暴雨来了，哪儿都湿了，画没有湿。”但拥有一个挎在肩上、看上去很帅气的绿画夹的梦想，却一直未能实现。“家里人找木匠给我做了一个箱子，这回不得了，出门能有一个油画箱了。”

　　“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后期，傍晚的北京站总会聚集一拨儿画素描的孩子。他们的年龄从十三四岁至十八九岁不等，大多是来自东城少年宫、西城少年宫、宣武少年宫等绘画班的中学生，外加一些爱画画的工人。

　　北京站是人流密集之地，要想在候车室找到身份不同、穿着各异的人物模特是容易的。但真要谈成一个免费的模特“交易”也不易。好在画画儿的都是些孩子，向面善的成年乘客提出画像的请求，有时还能如愿。杨信喜欢找特点突出的农村老大爷画速写，就说“不好意思打搅您了，我们画画儿老师催着交作业，请您配合我一下。”

　　可问题是，来画速写的孩子太多，一个人谈成了一个模特，一大群孩子便围上来画。二三十个小画家都来画一个人的情景常见，这场面难免会惊动车站带红箍的治安人员或警察。还真有小偷小摸，瞧准画画儿的、被画的、观看画与被画的——大家都神情格外专注的绝好时机，下手得利。

　　杨信有时匆匆往嘴里扒拉几口饭就出门，有时甚至拖后吃夜宵，在火车站一画就画到深更半夜。等到末班车没了，只能自己腿儿着回家。但心里欢喜、充实，渴望有朝一日成为古代吴道子或当代齐白石那样的丹青妙手，画上几笔，就引来万千惊异而赞许的目光，生命有限，画作长存。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北京站给热爱艺术的青年带来了许多激情与灵感。1968年，诗人食指曾经写下《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人们不大知道，除了诗人，还有一群年轻画家从北京站走出，当时和杨信一同画素描的孩子有不少人已成为画坛精英，包括前面提到的画家吴静涵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陈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芮法斌等。

　　然而，北京站也给这些画素描的孩子们带来过不愉快的回忆，他们都已经不大愿意提及。如果说那些曾经在此倒卖车票的黄牛党们被驱除还可以理解，而画画儿的学生们以治安原因而遭驱赶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在京城画界，“一提北京站画素描的那些孩子，大家都感到亲切、熟悉，也有隔世之感。”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涂鸦，直到考上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再到今天成为知名的北京民俗画家，杨信坦言：“说到素描，还是少年时代打的那点儿底子。”

　　“胡同记忆”的世界魅力

　　北京民俗风情画展轰动巴黎

　　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并由法国主办方单独出资盛情邀请，说明画家杨信的京味民俗风情画受到的重视和认可。这不光是对他本人作为艺术家的一种崇高礼遇，同时也是对北京文化、京味艺术的一种赞美和揄扬。

　　2004年春天，中法文化年期间，杨信的京味画系列之“老北京胡同印象”画展，在巴黎凡尔赛展览中心举办。此前，他已经出版了《捧读胡同儿》、《京城老行当》、《大前门外》三本画册，号称“京味民俗画三部曲”。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他的首次个人画展“胡同记忆”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展出时，就已经引起中外艺术爱好者和职业画家们的赞誉。彩色笔触的热烈奔放与生活场景的动态鲜活浑然一体；京味民俗的历史感与现代绘画的时尚性相映成趣。正是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最先发现古老的北京民俗题材，将会成为炙手可热的艺术表现的母题，为越来越怀旧的现代人所格外珍视，并成为人文北京的一种诠释。10多年前的杨信身上确有一股京城爷们儿“不忿儿”的劲头，与对他频频竖大拇指的外宾合影时头抬得高高，显得傲岸不羁。倒是见过中外大世面的、今天的他更显得闲适、从容。

　　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发生在此次采访时。我发现他的画册《捧读胡同儿》便问：“你这书的名字不错，‘捧读胡同’。胡同要捧着，它是宝贝。今天看来，‘捧’字用得真好，有超前味道。谁起的书名？”杨信不很自信地嘟囔：“哎，瞎起的。”我于是正色道：“我起的！”

　　当时，杨信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有一朋友要出书，是画胡同的民俗画册，叫什么名字好呢？”我脱口说道“捧读胡同”。之后，甚为后悔，这原本是一篇写老北京的文章或一部文集的好名字，但若再用，就是抄袭别人画册的名字了。而我当时并不知是杨信出版画册，也没想到10年后会认识画家。

　　话虽如此，你也好，我也好，我们大家“捧”着老北京、“捧”着京味文化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分彼此。

　　就连老外也是一样痴迷京味。

　　这不，法国总统希拉克也出现在中国画家杨信画展的大厅里。二十幅渗透着浓郁老北京民俗风情的画作，精心装裱，新颖亮相，引来如潮水般的观众，其中不乏当地记者、艺术家、画商、出版商……一位名叫莫艾尔的议员仔细看过《结婚办红事》、《杠房吹鼓手》、《天桥把式》、《戏园子》等画作后，当即邀请画家到法国的学校去，给学生们讲讲老北京与新北京的故事。法国国家电视台、德国国家电视台、《欧洲时报》等媒体对来自中国北京的民俗画家做了专题报道，称“一位北京胡同里长大的民俗画家，把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带到了欧洲”。

　　杨信的京味画在法国巴黎、里昂等五个城市巡展，北京的民俗画家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胡同哺育的文化使者杨信这样对外国记者说：

　　“中国的魅力、北京的魅力，在于其自身的古老和丰富，更在于今天的开放和进取。我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北京人，为我们的祖先感到骄傲，为北京的历史文化而自豪，更为我们今天的进步和发展由衷地喜悦。”

　　对签证官说“我的胡子留在后边”

　　鲜明个性之于常人似乎可有可无，对于艺术家却是艺术生之必须。无论是作品的内在还是外在，宁死不与人同乃艺术家的天职。如此追求，难免在个人着装、打扮上迥异众生，甚至为众人侧目。

　　36岁那年，本命年，杨信去了趟峨嵋山。他请教寺庙的方丈：“我已过而立之年，为何还一事无成？”方丈闭目养神，平平淡淡地说：“人生头绪万端，皆需静静梳理。”

　　人们都说艺术创作是一种“修行”，而“头绪”即辫子呀！从此，杨信的后脑勺上就多了一根小辫儿，若逢张勋复辟后的年月，他在胡同里兴许会被当成漏网的辫子军抓起来。一开始，父母很看不惯他这副扮相：“大老爷们儿梳个小辫儿像什么话？哪像一个好人？再说，咱家也没有这样的人呐！快拿剪子给铰了！”虽说杨信孝顺，却不肯剪辫。

　　经常地梳理梳理“头绪”，杨信的心还真就安静了许多，缜密了不少，再不像从前那样峻急和毛躁，性情一变，画技大长。当有所谓的名家否定他画的胡同小院儿和贫贱小人物的京味系列时，他心里明白：“你让我画王府、花园，画这些所谓美的东西，可我没在王府长大，富贵公子和格格们一吃饭就八碟八碗的，我想过，可我小时候没有啊！我吃碗炸酱面就行了！”而那些在寒冬腊月买串糖葫芦就甜蜜无比、买个泥塑兔爷儿就顶在头顶上欢呼雀跃的平民孩子，却在他的作品中呼之欲出，将每一位观众深深打动。

　　“京味”正是平民百姓苦涩生活所酿出的佳酿，而不是王公贵族奢华享乐所体现的贵气。这也是杨信质朴无华的民俗风情画最终能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我知道有钱人家的孩子过年时举的是什么灯笼，没钱人家的孩子举的是什么灯笼。”我们从他对底层人物细腻、温暖、关爱的笔触中，得见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意境。被画家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善意与同情心所浸润的画幅，那色彩一定是最绚丽、迷人的，也最能将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凸显。

　　于是，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杨信笔下的京华胜地不是故宫、不是十三陵，也不是颐和园，而是什刹海。他画的四米长卷《京华胜地什刹海》被首都博物馆收藏，也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部、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对外宣传的礼品，成为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北京文化的一张名片。

　　杨信画作，有脚阳春。他的京味画系列分别在法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展出，最近又在紧张筹备“中澳文化年”赴澳大利亚展出事宜。当初在驻京的法国大使馆办签证时，签证官很是高傲地问：“你是艺术家吗？”“是。我是艺术家。”“艺术家？为什么不留胡子？”“我的胡子留在后边了！”说着，杨信一甩头，露出一根细长的辫子来。因此，护照办得非常顺利。

　　用体温焐热的“流动的什刹海”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杨信的京味画画展作为北京文化形象符号出现。北京馆中，按照一般胡同建筑的原比例“建”了一个四合院。在院门前，连续两周他伏案作画，从早六点开馆一直画到晚九点闭馆。

　　为了在“北京周”期间掀起一个高潮，民俗画家灵机一动，策划了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方案。他找来六位北京的大学生志愿者，两位帅男、四位靓女，让他们并肩站立一字排开，即兴在他们的服装上挥毫作画，题目叫做“流动的什刹海”。

　　故乡北京的什刹海以及附近的钟鼓楼、胡同、四合院、三轮车、游人、花坛、绿柳、白云、碧波……对画家来说真是太熟悉不过了，一幕幕景致跳跃在眼帘，镌刻在心底。不必渲染，却早已激情荡漾；墨色淋漓，引来一片惊呼。

　　参观“北京馆”的中外游客，恐怕在哪里都不曾看过这样作画的。用年轻生命的体温所焐热的一幅京华风景，是画家40年胡同生活岁月的情感结晶。画家此时已经不是在作画，而是在尽情抒发他对自己的“胡同母亲”的赤子情怀。

　　这种赤子情怀，只有自己也是在胡同中长大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和理解。

　　就为这幅现场所绘、真挚感人的“流动的什刹海”人体画，新华社记者在第一时间就发出通稿。

　　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不同地域、不同籍贯、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都会被同一种情感所打动，那就是人间不了桑梓情！

　　京城人可不光会侃，踏实干活儿，才是胡同爷们儿的本色。“在一个个不眠之夜，我恍惚徜徉在什刹海，登上钟鼓楼，穿越大栅栏，置身琉璃厂……目睹了‘同仁堂’、‘内联升’、‘瑞蚨祥’、‘吴裕泰’的兴衰起伏……听到了天桥的评戏、相声，也看到了杂耍艺人和贩夫走卒……我在他们中间，感慨着，可是更多的是体味其困窘中的自得其乐，挣扎向上的那股劲头儿。我被他们激动着，引导着，手中的画笔不由自主地倾诉。”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而让画家杨信深感幸运与幸福的是，他有一管不同凡响的画笔，可以用来点化和储藏他的桑梓之地——那些大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或古旧鲜亮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