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文化的演绎与阐释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和灵魂。一部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对于传统文化不断继承、对于时代菁华不断融合、对于未来发展不断探求的历史。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离不开我国丰富和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与制约。中国的现代民主，也将会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超越中奋力迈进。
一、历史的天空有颗闪烁的星
“民主”不是一个新词，也不是西方的舶来品。仰望华夏的历史星空，我们不难找见那颗闪闪发光的“民主”之星。
最令国人感到自豪的是辉煌灿烂、气势磅礴的先秦文化，因为它蕴涵着许多治国处世的哲理，其中就有“民主”的吉光片羽。早在西周时期《尚书•多方》中，就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的记载。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主”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大相径庭，其实质是“君主”，即“作民之主”、为民作主。但是，这种以民为基础的君臣相对平等的人治，其中也包含着一些民主的玄机：统治者不能过于专制凶暴，要懂得获取民心，善用多方贤才，允许公民参与政治。“民主”这颗种子，从此深深植于中华文化这片沃土之中，孕育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民主文化的雏形。
天下为公。中国历来倡导的是一种“公”文化，天下不私于任何人，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因此治理天下“必先公”。《礼记•礼运》对夏朝以后这一历史阶段作了经典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凡通过推荐、考试或选拔的贤能之人都可以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即如孔子所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尽管政权必须为君王或皇帝所独掌私有，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可以带来一种人类向往的社会愿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由“民主”而致“大同”的生动描述，不能不说是广大百姓的心中憧憬。
以民为本。《尚书·五子之歌》把处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简单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巩固国家政权的根本在于安民，民众稳定则国家宁和，君主要善于“谋及庶人”，听取下层的诉求。由是衍生出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民本人本思想。对此，孟子说得更加直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官之俸禄，皆为民脂民膏，以民为贵，在于顺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故《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以上思想的基础上，荀子把君民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水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这些话语穿越历史的时空，千古流传，经久不衰，一直影响到现代。
和合谐调。在地域农耕文化的背景下，国家政权需要民主的人治制度来支撑，即人治的民主。首先是要通过修身实现人际和谐，称之为“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人和气”（《孟子·公孙丑下》 )；其次是群体和合，也就是“同群”（《论语·微子》）、“人能群”(《荀子·王制 》)，讲究“礼之用，和为贵”、“协和万邦”；三是“天人合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人皆可以为尧舜，主张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这种通透着根源于人心的道德向往和价值追求，折射出民主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或相关性。
平等博爱。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民主，最大的体现是“仁爱”，而仁爱的基础是人人平等参与的思想。例如，孔子的“仁者爱人”、“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的“兼相爱，交相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还有老庄倡导的“万物皆一”、“物无贵贱”，法家强调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等，无不反映了我国古代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没有这样一种“经世致用”饱含仁爱的道德心态，就不能修炼出披肝沥胆的阳刚正气，也就不可能出现公共的、承载道义的、具有理性的民主政治。
广开言路。开明的君主要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天下太平，必须重视对于民众舆情的疏导，虚心纳谏、从谏如流，不能让其郁积太久而致后患。故《国语•周语》一再告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孟子则主张要让国人表达意见，参与政治，如“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这些话语不能不使统治者的行为有所收敛，至少也得摆出一幅慈悲为怀、爱民如子、兼听明辨、举贤任能的花拳绣腿。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民主的养料。
二、就像风中那朵雨做的云
秦代以后，中国进入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虽然专制与民主水火不容，但统治者为了调和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有时又会把严酷的君民政治关系变为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诚如《大学》的训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因此，自秦以降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往往民主、法治与专制、人治相互交织，中国的民主文化就像“风中那朵雨做的云”，变得飘缈不定，波诡云谲。尽管它在风雨岁月中艰难地飘移迁徙，但始终附着那颗中国文化的灵魂，秉持着一种原有本色。
等贵贱，均贫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一次次地向统治阶级挑起抗争，发出了“民要作主”的呐喊，典型的是秦末陈胜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所以要取而代之，否定君权神授，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贫富悬殊，社会有失公平，“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唐代的王仙芝号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广大农民追随着揭竿而起，积极响应，即为明证。还有，北宋王小波明确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杨幺宣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强烈要求“均田免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等等，无一不包含着民主的“均贫富”的平等性，反映的是一种原始农耕社会的小农民主思想。
天下大，君为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发生动摇，“朕即天下”的意义易为朕属天下。如唐太宗以其治国的远见卓识，宣称“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唐太宗集•晋宣帝总论》）宋代著名学者苏东坡在《上皇帝书》中就直言不讳地说：“人主之所失者，人心而已……失之者亡。”明代学者黄道周说：“天与君皆托于百姓而因以自存”。（《存民篇》）至清朝，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如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所经营者，为天下也”，还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主张将“是非”公之于众；唐甄否认“君臣之义”的说法，认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甚至激烈地指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由此可见，其时的民主文化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尽管民本思想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但诸如“君作民主”之类的观念已经在逐渐褪色，甚至出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大胆言论。
灾异变，天之谴。汉代儒学通过神秘主义的路径，竭力把儒学准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节制皇帝的行为。董仲舒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汉书•董仲舒传》）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智》）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也许是一种政治谋略，对于肆无忌惮的皇权来说，这比起民众直接提意见，其威慑性要强大得多。
人有私，遂其愿。“天下为公”、“克己复礼”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挥，如“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等。但到了明清时期，一批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倡导“有私”之说，积极争取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例如，明代思想家李贽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故而，“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人们应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李氏文集》）如此，人人“自治”，则天下大治。又如，清代思想家戴震批评宋儒理学“存天理，去人欲”，认为“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极力主张“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孟子字义疏证》）“遂欲”、“达情”表达了伸张个性、维护私权合理性的愿望。
树“道统”，立“规范”。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的道学或称宋明理学，演绎出一个“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以后又经韩愈、朱熹传之后世的儒家“道统”。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四书”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
女与男，同尊卑。长期以来，在“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封建礼教观念影响下，女权没有受到尊重，妇女地位受到严重歧视。到明清时期，一些思想家对于这种女子的被压抑现象展开了抨击。明代李贽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因此他呼吁：“有好女子便可立家，何必男儿？”（《初潭集》）清代学者俞正燮明确反对女子守志守节之类陋俗，主张男女平等，他说：“夫妇合体，同尊卑”，指责“男子理义无涯”、“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癸已类稿》）女权思想的动摇，为民主拓展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
三、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寻求曙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随同中国的经济秩序、政治结构、社会风尚遭到了严重瓦解，中国大地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转折的黎明前的黑暗中，中国人民毅然决然作出了抉择：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抵御列强外来入侵、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等，推动了中国传统民主文化与时代融合，逐步走向现代的进程。
西方民主的渐进。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引入西方民主的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他们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予以盛赞，目的是实现国中大事，应由议会议允。郑观应最早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一词，他在《易言》中说：“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同时，一大批知识分子也强烈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希冀中体西用，走向民主治国的道路。
戊戌变法的启蒙。甲午战败、列强瓜分、朝廷衰落，激起了国内先进分子对传统民主文化的深刻反思。康有为及其同道极力否定君主专制，“公车上书”，发起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要求君主为民而立；严复认为君民互立契约，各有权利义务；谭嗣同提出君由民共立之，亦可由民共废之；梁启超确信民权制度必然遍及世界各国，中国也须推动民主，等等。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年轻的光绪皇帝下诏变法。虽然由于西太后发动政变，使这场变法维新运动仅仅持续百日即宣告流产，但它对我国近现代民主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
辛亥革命的取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上下求索的民主革命，它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这场革命把与封建君主专制捆绑在一起的封建传统请下了“圣殿”，也把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引进到中国。孙中山将“民国”解释为“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提出“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等，说明了辛亥革命的民主取向是权力属于国民。然而，封建君主的下台，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随之消亡，学习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能够在中国获得新生。传统的变革绝非轻而易举，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漫漫夜空中留下了一道痕迹，之后一切重归于沉寂，黑暗依旧笼罩着这个国家。
五四运动的追求。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并非要彻底“打倒孔家店”，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奠基，与民主精神的推动是分不开的。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广大人民期盼的民主、自由；其次是促使国人形成新的民主观念，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作出了的新的理解、诠释和阐扬，体现了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政治的不同求索，各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民主文化的内容。
马列主义的传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反对帝国主义，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反对封建主义，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消灭封建的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打击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目标，带领中华儿女为了争取独立、民主和自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浴血奋战，使人们看到了渴望日久的那一抹民主的“曙光”。
四、民主：世界因你而壮美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担当和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紧密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促进了中国民主文化的不断升华。
传承民主文化特征。“耕者有其田”，而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这是中国农民的千年希望，也是传统中国民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从土地着手满足农民的基本需要，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抗战时期，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及其基本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率先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集中力量分田地，劳动人民欢欣鼓舞，唱响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心声。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传承了“耕者有其田”这一民主思想所特有的内容。
富含民主文化特质。现代民主的一个鲜明特质，就是“人民主权”、“主权在民”，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延安时期实行“三三制”和民主政治选举，强调“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实例是：当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在窑洞中向毛泽东询问中共执政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支配力时，毛泽东坚定而又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重人民的监督，让“人人起来负责”，这是民主的题中之义，所以黄炎培即时频频赞许，“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秉持民主文化特向。中国典籍《易经》中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秉持了“交而志同”的文化特指方向，深入群众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各方力量、建立联合政府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上下相交、强国兴邦”之举，蕴涵着民主的丰富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在我国民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彰显民主文化特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老一辈领导人开始积极探索如何为人民执政掌权这一重大问题，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在党际关系方面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处理社会矛盾要坚持“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原则，还有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等等，这些内容无不彰显着中国民主文化的固有特性。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后来经历了波折，表现的却是轰轰烈烈的不受约束的、没有法治规范的“大民主”，民主受到践踏，人权遭到剥夺，这场民主之殇的浩劫，已经作为教训深深地埋藏在国人的心中。
发展民主文化特色。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吸取“文革”严重教训时说：“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于是，把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也就写入了党的文件之中。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和四项政治制度的框架体系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加强，意味着我国民主文化进入了现代发展阶段。在世纪的交替时刻，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民主科学的全新阐释和生动实践，从此掀开了中国民主文化新的精彩篇章。
要而言之，民主追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同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回归“以民为本”的传统文化，同时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含义，进而坚持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我们一种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以人民的满意度来作为我们工作的衡量标准，已经成为民主文化的一种价值追求；对过去的民主文化不能一味地予以否定或者全盘接受，既要剔除其中的奴性文化，又要批判封建官僚的愚民说教，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已经成为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态度。通过努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一定会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它拥有更加丰厚的文化积淀。我们应该具有这种文化自觉，也应该具有这种文化自信。
最后，借用两位领导人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一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谆谆教导，“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另是温家宝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庄严承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民主的灿烂阳光，将会普照在中国的大地上！（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江西省委会主委刘晓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