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痴”朱祖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北京报道
城市文明的起源与河流、水系密不可分，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这个问题直到20多年前才有人明确回答。
朱祖希在《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展览上为观众讲解北京老城区分布
2019年10月16日，第71届法兰克福书展开展首日，《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英文版海外首发仪式隆重举行，在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盛会上，向世界讲述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魅力。此前，该书中文版入围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2018年度“中国好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现年81岁的朱祖希。他还有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身份——北京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的学生。
有人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解北京。侯仁之则说：“北京，是我心中的圣城，我一生都在研究北京。”
和老师一样，朱祖希也爱北京成痴，将一生都献给了这座城市。
是谁哺育了北京城
运动鞋、棒球帽、橙色框墨镜，颇具上世纪气息的蓝色外套，洗得发白的双肩包随性地挎在左肩上，腰板挺直，握手时温暖有力……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小院门口，这是朱祖希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头十秒印象”。
落座后，朱祖希热情地招呼服务员沏了一壶热茶，亲切、随意，如同天天和你打照面的隔壁家大爷。但采访进入正题后，其谈吐和眼神让记者瞬间收敛心神：你面对的是一位睿智、学识渊博且久经历练的老学者。
“这本书就是想说北京城到底是个什么城，为什么建成这个样子，它的文化渊源在哪里，我们该怎么保护它。”谈及《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朱祖希表述得很“直白”。
城市文明的起源与河流、水系密不可分，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这个问题直到20多年前才有人明确回答——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而明确提出这一论断的，正是朱祖希。
1996年4月，朱祖希在《北京晚报·百家言》栏目上连续发表了5篇题为“北京的母亲河”的文章，用自己几十年为北京城寻根溯源的研究所得，为永定河证明身份。在其新书中，他亦用独立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
“北京城正是在‘北京湾’这个摇篮里，吮吸了‘母亲河’所供给的甘甜乳汁。没有永定河，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城。”朱祖希说。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永定河水量减少，甚至一度断流。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对永定河的治理与生态保护日益受到关注，其现状亦不断得以改善。
2018年秋，8集纪录片《永定河》热播，北京观众反响尤为热烈，“保护母亲河”成为热议话题。
2019年11月，“首届永定河论坛”与“首届永定河文化大会”在北京先后召开，前者着重探索永定河流域治理新模式，后者展示并探讨“母亲河”的过去、当下和未来。
“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探索北京城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保留这座城市的文脉。”朱祖希说。
中轴线化腐朽为神奇
10月30日，一场关于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44位中外专家为中轴线申遗把脉。
疏解、腾退、修复、重新开放……近几年来，关于北京中轴线保护的新闻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在对中轴线的保护上，这几年北京的工作力度非常大，非常好！”提及此事，朱祖希面露欣慰之色。
中轴线是他研究和关注的重要领域，“象天设都，法天而治”是他对其文化渊源的总结。他参加过许多学术会议，给央视纪录片《北京中轴线》当过学术顾问，做过几百场普及讲座，足迹遍布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甚至是幼儿园。在采访过程中，西城区档案馆也打来电话，邀请他下周去讲一场。
这条长7.8公里的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纵贯古都北京的外城、内城、皇城、宫城，集中了明清北京城等级最高、高度最大、体量也最大的建筑群。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中轴线是北京城的脊梁，就跟人的脊梁一样。”朱祖希喜欢这样表述，做讲座时，他会随身携带一个门窗合页打比方。大多数时候他还会穿上中山装，因为他有一个“原创”的比喻：老北京城就像一件中山装，脑袋是太和殿，领子是紫禁城，五颗纽扣分别是午门、端门、天安门、正阳门和永定门，上面两个小口袋是太庙和社稷坛，下面两个大口袋是天坛和先农坛。
做完这个比喻，他总会收到观众热烈的掌声。
中轴线尤其是天安门广场的新旧转变，是朱祖希最为感慨的地方。
封建时代，北京中轴线在政治上体现了“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皇权威仪：那条被称为“御路”的青石板路数百年间只有皇帝可以行走其上，百官仅能随行两侧；皇帝的龙椅被放置在中轴线的正中，分毫不差；天安门曾是封建帝王颁发诏令的地方，皇帝大婚、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天安门出入，庶民百姓禁止入内。
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的主题变为人民当家作主，天安门广场几经改造，成为人民集会、游行、庆祝节日的场所。东侧改造为中国革命与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国家博物馆，西侧是人民大会堂，中央矗立着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无数老百姓走在了当年的“御路”上。
位置依旧，功能焕然一新，朱祖希将其视为“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的杰作。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前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在这里游行、联欢，“人民万岁”的烟花在天空绽放。
看着这一幕，朱祖希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今年的庆典将人民性释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这是对中轴线传承和创新的最好表达。”
发表观点要言之有据
“谨以此书纪念先师：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这是《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的题记文字。后记则是朱祖希纪念侯仁之的一篇长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对北京城，侯仁之说过一句饱含深情的“名言”：知之愈深，爱之愈切。
“了解得越深爱得越深，对人如此，对城如此，对国亦如此。”朱祖希说。当本刊记者请他在新书上题字留念时，他郑重写下的，依然是这八个字。
侯仁之的教导和学者风骨给了朱祖希极大的滋养。
“我们学地理的，既要在书斋里查阅文献资料，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实践中去实实在在地探究。只有这样，我们的地理研究才会是承前启后、脚踏实地的。”侯仁之的这句话让朱祖希铭记至今。
多年前，北京曾流传一个观点：北京内墙城墙的西北方向（西直门附近）缺了一个角，是过去的统治者重视风水布局故意为之。
朱祖希以翔实的历史史料、考古发掘的证明等互相印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北上攻下元大都，大将徐达和常遇春带兵守城，修建城墙时在该处遇到一大片水域（后来的太平湖）。若将其围进城墙内，工程太大。由于军情紧急，他们决定将其让到城墙之外，因此就缺了一个角。
“后来考古工作者在那一片挖出了很多家具、玛瑙围棋子等，说明当时填埋很仓促，徐达也不可能请风水先生看完之后再来砌城墙，没那个时间！西直门修地铁的时候，挖到地下12米，我特意去看了，那里有很厚的淤泥，有湖泊才会有淤泥。”朱祖希说，“做学问发表观点，一定要言之有据。”
朱祖希承袭了侯仁之的严谨治学之风，而他更为敬仰的，是老师身上那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赤诚和责任心。
他向记者谈起了侯仁之力保北京莲花池遗址的往事。
上世纪90年代，为适应城市的迅速发展，北京拟在莲花池新建北京西站，侯仁之得知后，向决策者竭力陈词：莲花池是北京肇始之地蓟城的水源地，是北京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留下的生命印记。如果占用了莲花池，就等于一个人把生命印记抹掉了，忘本了。在他的努力下，建设方案得以修改，新车站往东挪了约100米，莲花池亦被重新整治修建为公园。
“如果仅有好的学术，没有高尚的人格、人品和对社会的责任心，遇到这种事情就会躲开，不会往上冲。”朱祖希说，“匹夫有责、当仁不让。知识分子需要将这种精神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侯仁之晚年生病住院时，一位台湾学者前去探望。交谈中，这位学者感慨道：“侯先生您在学术上成就很大，著作也不少，就是没有学生。”听了这话，侯仁之很不以为然，指着侍奉在侧的朱祖希说：“我怎么没有学生，这不就是我的学生吗？”
北京中轴线
一生的探索
“朱老师祖籍不是北京，但他比很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更加了解北京、热爱北京。”《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的策划、正阳书局总经理、北京人崔勇说。
1955年，17岁的朱祖希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用一根竹扁担挑着行李，从浙江一个小县城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
走出前门火车站时，一座高大雄伟的城门楼和雄浑厚实的城墙出现在面前，他全身的血液似乎在那一瞬间凝固了——这是当时的正阳门城楼和城墙送给这位小伙子的“见面礼”，北京的古老、雄伟、厚重深深地震撼了朱祖希。
巧合的是，侯仁之在这里也收到过同样的“见面礼”。他曾写道：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对古城北平心怀向往。一个初秋的傍晚，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前门火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
朱祖希的北大第一课便是听侯仁之讲北京，这是他听过的最好的一堂课。从此，“北京”就像一颗种子，深深地种进了他的心田。他用此后的人生不断地探索这座城市，将自己和它紧密相连。
他最喜欢串胡同、逛四合院，那是北京城的血脉和细胞，也是有着地道京味儿的地方。周末，他带上几个馒头、一小份咸菜，背上水壶，一出门就是一整天。
他跑遍了北京的几千条胡同，甚至哪个胡同的厕所在哪里，都能迅速说出来。
“茶儿胡同、醋章胡同、油坊胡同……柴米油盐酱醋茶，北京都有胡同名；最雅的叫百花深处，最俗的叫屎壳郎。钱市胡同是以前金融交易的地方，为了防范抢劫，最窄处只有40多厘米……”他不断探索着这座城市的秘密，这为他带来知识，也带来乐趣。
由于种种原因，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越来越少，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和四合院。朱祖希感叹：“这是挽狂澜于既倒啊！”
“永定门高26米，正阳门42米，太和殿43米，景山62米，鼓楼47米，钟楼48米……”接受采访时，这样的数据朱祖希张口就来，可见他对北京城的熟悉和热爱。
积淀的知识转化为学术成果，他笔耕不辍，其著作《古都北京》《园林北京》均获北京优秀科普作品最佳读物奖，《北京的水资源：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获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优秀论文奖，《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获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北京是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愿古都北京的文明之光，永远绽放它的光华。”朱祖希说。
崔勇说：“朱老师一生都在研究北京，对待这样的老学者，我们要像对待古建筑一样，用心保护。”说这话的时候，他看向窗外——正阳书局的小院里，那座始建于元代的万松老人塔正静静伫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