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948年，在中国大地上曾发生过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就是，在当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并得到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这个口号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揭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众所周知，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民主党派反帝爱国、要求民主，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这就决定了民主党派从成立时起，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不是共产党的对立组织。

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建国前十几年的浴血奋战，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没有国民党1948年取消民盟等亲共的民主爱国的进步力量，就没有民盟等第三力量的天平向共产党倾斜；没有民主党派关键时候鼎力相助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民主党派延续到今天的政治生命；没有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而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经过长期的肝胆相照、双方政治理念接近甚至趋同的结果。溯本求源，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各自都有一个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总体上看，历史成长道路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协助共产党让新中国走向富强。

一、抗日前的民主党派依附国民党政权，同情中共

解放前的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由一些爱国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先后建立起来的。当时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和革命分子等，主要任务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帝爱国、要求民主。这些阶层的代表性人士因为有着共同语言，自发地联合成立了政治小党，领导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广泛联系和一定政治影响的精英贤达，比如民盟的张澜、沈钧儒，九三学社的许德珩、梁希。民主党派成立时虽然得到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批准，但很多主张与共产党相似相近甚至相同，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建立了一开始的接触和试探性合作。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殖民势力的火炮军舰，迫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深深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和责任意识，让他们不得不离开考据、学术的思维，而更加着重于实际性的救国救亡的研究，百日维新的作用是唤醒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觉悟。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清朝覆灭，建立共和，但革命果实却屡遭窃取，最终导致国民党一党统治中国。1922年底，孙中山看到自己一手创建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已经腐化，不能实践自己的革命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孙中山晚年的这一巨大转变遭到了来自国民党内部许多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形成左、右两派，出现了一批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左派人物，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爱国民主力量不断集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坚持抗日，摆脱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羁绊，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一边。

二、解放中的民主党派渐渐认清形势，视中共为盟友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坚决站在抗战的立场上，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早在1935年的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简称《八一宣言》。爱国民主人士热烈拥护中共的这个正确主张。为了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大量的艰苦工作，连续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特别是帮助张学良、杨虎城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终于迫使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面抗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执迷不悟，先后两次发动反共高潮，并加紧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在此背景下，中共和民主党派共同努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和孤立的境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篡夺胜利果实，消灭异己力量，恢复国民党自己的独裁统治，在美国支持下，积极进行发动内战的准备。虽然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并在中共的促进下，随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而且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方面”参加会议，和中共一道，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内战和独裁政策，但国民党不久就悍然撕毁决议，发动内战，首先拿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开刀，对各民主党派冒着生命危险纷纷发表严厉谴责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卑劣行径的谈话和文章严厉镇压，穷凶极恶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又在昆明派特务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露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岌岌可危的政权，对民主党派成员及民主人士进行大逮捕，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中间路线”宣告破产，白色恐怖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纷纷转入地下活动，被迫转移到香港。与此同时，战场上的接连打赢为共产党翻盘起了决定性作用，代表中间阶层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鼓舞下，逐步认识了美蒋的反动面目，放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民主党派又重新结合起来，开展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活动。

1948年1月1日，民革发表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正式宣告成立。民盟遭到镇压之后，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赴香港，坚持反蒋斗争。他们同在香港的邓初民等一起，团结了一部分中委于1948年1月5日至19日，召开了民盟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严正地“否认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劫持和威力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等声明”，宣布重建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并确定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新方针，总结了民盟成立以来的斗争经验和走过的道路，认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批判了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

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发表了评论，表示欢迎，并愿“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指出他们的活动表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民盟遭迫害时，民主建国会的上层分子发生分化。进步分子转入地下，组织了一个14人的委员会为领导核心，坚持民主斗争。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表后，黄炎培等进一步认清了前途，向共产党靠拢。其他民主党派也都在白色恐怖下在内地和香港坚持反蒋斗争。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正式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和政治上新的进步，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大革命日益接近胜利的表现。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发表通电、决议进行响应，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意参加筹备新政协。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和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也从此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始终存在着联系，并随着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分合。民主党派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围绕着民主与爱国两大主题，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但由于种种历史和时代因素，民主党派又多次对国民党产生希望和幻想。在这种斗争与幻想、希望与失望的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下，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认识逐步趋向全面、正确，从而指导其斗争不断深入、广泛。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抛弃改良主义道路，走上革命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解放后的民主党派辅佐于中共领导的民主政权

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文中强调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问题上，结合中国实际，没有采用苏联的一党制，这是非常果断和英明的决定。此后，我国开始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各民主党派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各民主党派召开中央会议，总结了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经验，修改了章程，决定以《共同纲领》作为各党的政治纲领。

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多人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和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如当时的民盟中央副主席就被任命为建国后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确立了在政权中的多党合作。在经济恢复时期，各民主党派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科教、文化、卫生事业，作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通过这些运动帮助成员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划清敌我界限，提高觉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党中央先后召开了10次全国统战会议。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民主党派又以政协《章程》的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确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政治路线。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内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起来。民主党派的成员就总体上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有一定的自觉性，对前途增强了信心，增强了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加强中共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总结了历史经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这一时期，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工作日趋活跃，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1957年民主党派成员发展到10万人，为建国初期的10倍。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之后，我国进入了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主要在四个方面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一是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协商、决定和执行；二是代表和反映所联系阶级、阶层人们的意见和要求，协助国家适时地调整阶级关系，促进多党合作的发展；三是同共产党实行相互监督；四是推动和帮助成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时事政策，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过渡时期，民主党派围绕国家中心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贯彻党的和平改造方针和赎买政策，实现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作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动乱，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成员，虽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折磨，但绝大多数都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充分证明党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有坚固的政治基础，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强调各民主党派都已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讲话中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1984年7月《中央统战部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指出，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不是反对党，而是亲密友党。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党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1989)中发14号文件。这个《意见》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历史经验总结，是党和民主党派的共同意志，是指导民主党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明确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且第一次确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明确多党合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民主党派走过的历史道路，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特点出发，开始就把民主党派作为同盟者。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民主党派与中共风雨同舟，一道前进，经受了长期的考验。

四、新时期的民主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精诚团结、密切合作的民主

在中国，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不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标，而是倾注心血辅佐共产党执政兴国，但自身的政党地位却是不能被否定的。共产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又由于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一头连着国家公共权力，一头连着民众，因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发展、完善，还将对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人民民主产生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而各民主党派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够反映社会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提供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的监督，使执政党经常听到不同声音，更加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这都体现出我国政党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内容不断充实，程序逐步规范。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书面建议……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重要文件到宪法和重要法律修改建议，从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到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到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和听取建议的形式丰富多样、通畅高效。特别是先后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等三个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把多党合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同时，对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和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开创了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协商会、座谈会等共有12次。这12场活动基本可以分为四大类：年初的共迎新春；7月的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8月或9月的中共中央全会文件征求意见；11月或12月的全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2014年8月19日，在同党外人士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而在12月江苏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针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讲话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平凡的5年，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党、国家、人民、军队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样的成就来之不易，是中共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凝结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也强调，要“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在2018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我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增强“四个自信”，增强政治定力，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回顾民主党派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和逐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是从爱国主义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不断前进的道路。民主党派走上这条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的核心问题就是继续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服从大局，服务大局，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培养好新阶段、新阶层的代表人物，充实加强领导机构，把老一代创建、发展民主党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民盟东城区委崇文经济支部中国企业报新闻中心 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