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和我祖父的革命情谊和历史渊源

朱晨辉(民盟北京市委东城区崇文经济支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

救国抱负奠定了祖父和沈钧儒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亲人中最崇拜的不是父亲,而是祖父朱章宝,因为父亲有血友病,经常需要在母亲的陪同下住院,我也就只好经常和奶奶一起住,奶奶也就经常讲起因为“右派”并早在1968年就久已去世的爷爷。爷爷一生中有很多源于“革命”结识的好朋友,其中最好的也是后来知名度很高的两个人,一个是一起在国民党里做事的于右任,好到走动频繁,谁的新著出版都会在第一时间馈赠对方;第二个就是沈钧儒,彼此都是清末派出的留日邑庠生,又都是在日本东京学的法科,且都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且几乎同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还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活动;此外,祖父的好友还包括陈望道、何公敢、邓初民、周新民、何茂钟等。

我真正了解沈钧儒和祖父的关系还是三年前,应老家市志办要求当记者的我为祖父写传记,我觉得这项任务很光荣,于是开始做祖父的生平调研,先后去了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民盟中央组织部、西城区政协、北京市八中等这些和祖父生前关系密切的单位。

祖父生于1888年,比生于1875年的沈钧儒小13岁,1903年,沈钧儒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应殿试得“赐进士出身”衔,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当时,沈钧儒见日本维新后,日益富强,遂申请留学日本盼能为振兴祖国寻求出路。1905年秋,得以新科进士派赴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习,后继入补修科,于1908年4月毕业回国。而祖父则也是1905年考取秀才,即邑庠生,获派公费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和中央大学法科,获得法学博士。在日期间,祖父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908年加入同盟会, 1910年冬天,,祖父回国和曾祖父朱郁荃参加浙江光复运动,和后来任浙江省都督兼省长的吕公望、后来任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赵舒、坚决反日的何茂钟等留学日本的同乡同学一起参加倒袁运动;民国元年,即1912年,祖父辅佐曾祖父主持金华军政分府兼金华县知事,为教育事业上下奔走,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浙江支部,在杭州展开工作,负责人就是沈钧儒,祖父当时在他的领导下担任交际科主任,积极配合响应武昌起义。

立志教育报国,祖父深受陈望道、张东荪和褚辅成等赏识

早在1900年,沈钧儒与于右任等创办了三原印书局,翻印康梁所著书籍,大谈维新革命。那时的祖父一直为教育事业上下奔走,曾任温州中学校长、金华中学校长。1920年-1935年,祖父在上海做过商务印书馆编辑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秘书、总政治部艺术科长;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地政专员;先后在福建的厦门大学,上海的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学院和上海法学院任教授及律师,1938年-1941年,任浙江省学务委员和省参议会议员、国民革命军中央训练团浙江分团教官、浙江省省长公署秘书,以及浙江省调查教育委员和省议会议员;抗日期间曾出任丽水县县长;1942年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地政署地权处处长、地政部(地政署由重庆迁到南京后改为地政部)参事。

1914年,祖父将自己的读书笔记编成书,取名《德国富强之由来》,目的是想让国人通过了解德国十九世纪初期实行的对法国的“复仇教育”,将来好对日本复仇,书托人交给商务印书馆,印刷后非常畅销。在这期间,祖父和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结下了深厚友谊,陈望道比祖父小两岁,也是义乌人,两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关系密切,不仅因为来自同乡,更重要的是都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陈望道1923至1927年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16年7月,祖父朱章宝毕业回国,在国民政府里任参政员,一起工作的是沈钧儒、褚辅成,还有1918年创办《京报》,1926年因所谓“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执行枪决的邵飘萍以及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的著名报人杭辛斋。由于大家彼此有着共同得教育救国得理念,祖父和这些爱国力量经常在一起探讨提升国民素质,包括通过办报。民国时期,中国人私人可以办报纸,祖父他们那时想办一份平民化的言论自由的报纸,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议政不参政,从社会的中下层激发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

浙江教育会是清末民初的一个涵盖全省的民间性教育团体,存在于1912年1月到1926年11月,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四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在研究新教育、传播新文化、新观念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1915车5月1月21日,浙江教育会假座浙江政法学校召开成立大会,改教育总会为浙江省教育会,举章太炎为正会长,沈钧儒为副会长。为了准确地把握浙江省教育的现状,教育会计划对全浙教育界作一模底调查,并于1916年9月派祖父朱章宝周行各县。朱章宝此行目的有五:1、调查各县教育状况;2、参酌地方情形随时宣讲;3、劝募创建会所捐款;4、推销教育周报并催收报费;5、联络各县教育会并催促其进行。其中,“调查各县教育状况”是首要任务。

我在网上搜到的一些博文这样提到:1919年,浙江省立十中高中部(今温州一中),该校校长朱章宝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主张德谟克拉西,校政亦多改革,提倡学术研究,注重培养学生能力,推动了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学风的形成。从中可以看出祖父的严谨治学在当时有口皆碑。  祖父在被国民政府委派担任地方教育调查工作后,每到一个中学调研,都要向全校师生作题为“二十年后中日战争”的演讲,以阐述他在日本多年察觉到日本可能要侵略中国的动向的爱国思想。祖父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平时说话轻声细语,对学生循循善诱,口才对听众富有吸引力,讲课时表述严谨而又生动幽默,因此深得学生的崇敬。1919年应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留日同学郑贞文(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来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兼自然科学部主任和译名审查委员会主任,1932年底,回乡任福建省教育厅长)之邀前往做编辑,几个月后,又被上海“进步党”的机关报《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曾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民盟中央委员和常委)邀去担任“学灯”副刊主编,响应当年的“五四运动”,因自己是同盟会成员,半年后被迫退出。

祖父多次成功营救青年学生,被国民党斥为“叛徒”,险遭厄运

1921年初,祖父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好友何公敢(后来任福建泉州盐务局局长、1945年当选民盟中央委员)和郑贞文同学,到福建集美替爱国人士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分别任副校长、教务长等职,曾共同对校舍建造及部、科设置等悉心筹划,一个学期后,三个人因与其他领导办学理念不和,一同辞职。同年秋天,祖父回到杭州在当时素以新文化运动著称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授,教课之余经常参加学生各项课外活动。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祖父朱章宝配合褚辅成等人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积极发动杭州各校学生,各工厂工人及各社团举行全市民众大游行。1927年春,祖父随26军进入南京以后,经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何公敢引荐,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蒋介石在1931年曾为利用其势力表示愿与他“桃园结义,遭陈谦辞,北伐战争中任十一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任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后代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批准,担任艺术科科长,祖父任内曾到上海聘请田汉、欧阳予倩等四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到南京开展艺术宣传工作,后来国民党叛变,总政治部自动解散。祖父再次回到杭州,这时他发现杭州有大批青年学生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关系和影响,营救出在狱中的青年学生五十人左右,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指斥朱章宝为“叛徒”,祖父只好避居上海。

祖父朱章宝到了上海以后的八年多时间里,先后在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法学院、大夏大学、中国公学以及暨南大学做教授,育人无数,同时更以及时了解、学习新事物、新成就并将其迅速介绍到国内为己任。只要教课工作稍有空闲,他总是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此间,祖父朱章宝与之建立起革命友谊的要好朋友有:邓初民(民盟创始人之一、左派教授,建国后任山西大学校长、山西省副省长)、周新民(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建国后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小组副组长,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中央常委)和高一涵(民国北大教授、《新青年》编辑)。朱章宝在此期间潜心钻研,利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通过自己在实践中的运用,先后把多年来讲义稿重新整理写成了很多在当时具有里程碑式的工具书,填补了不少空白,后来交给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留日同学周昌寿(长期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审,1945年以后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理学院数理系主任,中华学艺社理事长、兼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协助出版。据统计,朱章宝生平著作有:《德国富强之由来》(191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新时代丛书《行政法总论》(1931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法律现象变迁史》(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土地法理论与诠解》(1947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民法概要》、《论理学纲要》(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新编高中论理学》(1939年5月中华书局初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浙江省政府迁移到永康,祖父朱章宝到永康和民国风云人物、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兼省长黄绍雄谈抗战计划,黄绍雄省长安排他到抗日政治工作队训练班授课,后派他到丽水县担任县长。朱章宝此间曾到义乌找到从事新文学活动、左翼作家联盟的同乡亲密好友冯雪峰(义乌市赤岸镇神坛村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长征亲历者,陕北中共中央党校任副校长,新中国首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起商讨如何发动民众的计划,后来祖父朱章宝每天积极率领政工队下乡奔走,不料又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多次到省里告状,批评朱章宝有亲共的倾向,而且还找上门来亲自质问朱章宝为什么收容共产党分子,祖父朱章宝当时幸亏有省长支持,才没有遭遇厄运。

祖父和沈钧儒、于右任共事多年,曾在国民政府里任职

1940年,祖父朱章宝的留日同学费鸿年(建国后在水产部做教授)邀请他帮忙,负责上饶贸易联合办事处工作。1942年,上饶沦陷,迁移到崇安,恰逢这时在重庆陪都的国民政府设立地政署,朱章宝后来在浙江省政府做官的学生推荐他去担任地权处处长,朱章宝在崇安的朋友认为把此行当作逃难计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犹豫再三后朱章宝决定前往。

祖父朱章宝到重庆后,曾多次前往沈钧儒位于马鞍山村18号的住所交谈时政。在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地政署改名为地政部,朱章宝担任地政部参事,相当于司长一职。朱章宝在重庆和南京工作期间,和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私交甚笃,是被于右任聘任为监察委员的许多著名学者之一,经常去位于宁夏路2号的于右任公馆做客,两人各自出书也都会馈赠对方一本。于右任比朱章宝早四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一直被朱章宝视为兄长。

除了和沈钧儒、于右任、冯雪峰、何茂钟等缘于或同乡或同学或同志的知名人士私交甚笃外,朱章宝还和于树德(早年留学日本,黄埔军校毕业,共产党早期领袖,国民党一大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候补委员)、吴觉农(早年留学日本,抗战时期为复旦大学教授,建国后为农业部副部长)、金兆梓(抗战时期在重庆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新中华》月刊社社长,建国后曾任苏州市副市长和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孙晓邨等爱国的革命人士交情不浅。而且这些人名都写在了朱章宝入盟申请表“社会关系”一栏中。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的腐败及其政治黑暗,使祖父朱章宝大失所望,感到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经失去民心,自己痛心疾首又无能为力,1948年,回到离自己家乡不远的金华中学,出任校长一职。

祖父不满国民党的专权作风,愤而从国民政府辞职

朱章宝和沈钧儒既是要好的朋友又是在国民政府里的同事,长期的工作接触使朱章宝和沈钧儒彼此之间非常了解,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南京,他们都是在一起并肩作战,一起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鞠躬尽瘁。祖父朱章宝在任国民政府地政部司局级领导期间,坚决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政治主张,积极参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和国民政府一起回到南京的朱章宝虚岁已经60,看到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无能,非常痛心,下了辞职的决心。于是,朱章宝将自己写的《六十年来的反省和今后的愿望》向组织递交,然后辞去了地政署的职务。1948年春,朱章宝回到金华,赋闲在家,和老友何茂钟经常在一起商议如何发展当地的建设工作;同年冬天,朱章宝早年的留日同学范扬,极力邀请他出任金华中学校长一职,朱章宝考虑到这是自己四十多年的母校,遂表同意,随后经过浙江省教育厅正式任命后上任。朱章宝上任后提出自己的“反封建”、“反独裁”、“反神秘”的口号,希望带领学校积极分子共同整顿学风,一直到金华解放,解放军进城。这时的朱章宝深切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于是请求外出学习,经军管会批准辞职。

1950年上半年,积极靠向革命的朱章宝请沈钧儒介绍,想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中央人事部为此找朱章宝谈话,表明其年龄已大,超过规定,不再适合。后来沈钧儒又通过彭真市长介绍朱章宝进入北京市人民政府;1951年3月,祖父受沈钧儒邀请赴京工作,4月,北京市教育局派朱章宝到北京市第八中学担任副校长,同年10月,参加华东土改第七团,被派往位于华东的安徽宿县做土改工作;1952年2月,工作完成后回到学校继续做副校长。

祖父朱章宝在1951年3月20日提交的《中国民主同盟入盟申请表》上“就本盟当前任务的认识及其感想如何”一栏中最后两行这样写道:“中国民主同盟是指导全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路线的一盏光明灯,也是锻造革命知识分子的铁工厂。”

朱章宝由于多年和沈钧儒等民盟元老一起工作,关系融洽,对民盟非常了解,但自己以前一直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不便申请,建国初期,民盟发展盟员还局限在文教界知识分子,但当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存有入盟不如入党的思想,致使民盟发展盟员的速度十分缓慢,而朱章宝在这样的环境下于1951年3月20日正式填写入盟申请表要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入盟的第一介绍人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2月以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的沈钧儒,第二介绍人是时任民盟中央委员(1955年2月以后任多届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的周新民,频繁参加民盟中央的工作,致力于文教建设领域的政治思想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建国以来政府文教事业的管理、教育计划与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担负起整顿、改造旧教育事业与开拓、发展新教育事业的重任,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沈钧儒的力荐和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支持下,祖父朱章宝晚年主要担任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北京第八中学副校长一职。

中央民盟在1949年12月27日召开的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设立组织、宣传、文教、妇女等委员会,在朱章宝1951年入盟后的1953年5月27日召开的一届七中全会上,指出民盟今后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参加国家文教建设工作中,主要是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为61%从事文教工作的民盟盟员服务,同时任命朱章宝为中央文教委员。而朱章宝上任以后,在担负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关注中国民盟的发展建设,在50年代就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956年5月16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中央常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中常会下设组织、宣传、文教、学习、妇女、联络、监察各委员会,并一致通过新增加的宣传委员由朱章宝担任。由于工作努力,成绩显著,贡献突出, 1955年至1957年还被选为北京市西单区(现在的西城区)政协委员和常委;1957年被北京西城区人民政府授予了“热心教育事业工作”奖状。

突遭变故,成为国家左倾路线的牺牲品

1957年以后,由于时局变化,左倾错误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使民主党派成为重灾区,民盟上至中央两位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即所谓的“章罗同盟”)、下至基层全面受到冲击,全国到处挖“章罗同盟”的“分店”、“军师”、“谋士”、“代理人”和骨干,打开了反右扩大化的缺口,致使整个民盟系统受到严重挫折。2001年出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写的《中国民主同盟60年》一书对当时的运动有这样一段评价:“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从党内到党外,伤害了无数好同志、好干部和同中共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干的知识分子。”而作为民盟重要成员的祖父朱章宝在这次运动中深受牵连,没能逃过一劫,遭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待遇,被打成右派,所有职务被一掳到底。

1965年底,民盟中央组织再次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击,当时的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林彪、张春桥和姚文元诬蔑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株大毒草,说是影射1959年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迫于形势,吴晗被解职,在1968年羁押期间含冤去世。1966年8月24日凌晨两点,民盟中央机关接到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通牒,勒令限期72小时内自动解散民盟组织,8月26日晚,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到民盟中央机关进行“查封”,迫使主任中央民盟副主席、民盟中央机关“文革办公室”胡愈之交出民盟中央委员会和民盟中央办公厅公章,导致民盟中央全部工作陷于停顿,办公用房被强占,文书档案和办公设备遭洗劫,像朱章宝入盟介绍人周新民这样的民盟中央常委以及许多委员被揪斗和批判、隔离审查、关牛棚,甚至被非法逮捕关押,刑讯逼供,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或含冤去世,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在1968年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民盟的大批干部和群众又遭到诬陷,造成新的冤假错案,许多参加民盟组织的人被带上“特务”、“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等等的帽子,许多盟员的亲友也受到株连,其中就包括朱章宝的儿子、我的父亲,一度动不动就被组织部门或统战部门叫去交待历史问题和汇报思想,并被要求和朱章宝以及在海外的其他亲属划清界限,好好改造,不但入党申请不被批准,一度还被下放到郊区劳动和调到总务科扫厕所,我那时上小学,对此印象深刻,并多次放学后陪伴父亲一起劳动。朱章宝被打成右派以后,满腔抱负再无用武之地,在1968年形势最为恶劣的时候,郁愤离世,后安葬在浙江省杭州市南山公墓。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个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要求要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民盟中央为此于1978年12月28日成立落实政策小组与办公室,而祖父朱章宝直到1980年前后才按照政策给予平反。

朱章宝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早年留学日本,志向远大,获得博士学位后怀着满腔热血回国施展抱负,在一些大学里教书得心应手、育人不倦。但后来国难当头,他只好暂时放弃自己的教育理想,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里做秘书、主任、科长、宣传部长等,12年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实事新报》投笔从戎,但好景不长,随着日本侵略的升级,只好辗转重庆,进入国民政府继续从政。解放后,朱章宝一度专心致志教书,却又因文革期间遭到极左路线的冲击,被迫放下工作。好在这一切如今都已经成为过去,一切也都走上了拨乱反正的正轨。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沈钧儒的大力支持,就没有曾在国民党政府里任地震署参事的我祖父朱章宝加入民盟;没有时任彭真给沈钧儒的面子批准我祖父进京,就没有我祖父在八中做副校长的转型;没有祖父加入民盟,就没有如今也热心盟务、成为民盟东城区委一名骨干的我。感谢这些老前辈们,不仅自己走了一条光辉的路,也给我指明了一条正确的路。

2009年9月

  主要参考资料:

  朱章宝本人1955年2月应中共北京市委员会要求上交的自传底稿。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何奉贤先生、科员蔡葵女士证明(时任)。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苹女士证明(时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办公室李艳萍女士证明(时任)。

  北京市第八中学研究室主任、北京民盟西城区主委赵大恒先生(时任)。

  朱章宝本人填写的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申请表上的文字(民盟中央组织部存有原件)。

  朱章宝的配偶毛蕴松口述。

  

  朱晨辉,民盟盟员,隶属民盟北京市委东城区委崇文经济支部;本科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新闻专业,文学学士学位;研究生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1996年以来,先后在北京电视台、中国改革报、中国经营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名牌时报做编辑记者,曾任名牌时报采访部主任、华夏时报经济新闻部副主任、中国青年报青年时讯新闻版组主编和编委会成员、中国企业报主任记者等,出版多部散文、诗歌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