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真话的互根联动
刘晓庄
民主与真话，一个百年老话题！当今人们每谈起这个话题时，往往心事重重，不胜感慨：“为什么民主越来越少，真话越来越难？”这种困惑不安的心理表白，反映出人们对民主与真话现实景况的某种担忧，也引发了我对民主与真话互根联动意义的一些感想。
1.民主和真话是两样好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近年来听得比较多的一句话。然而，并非什么样的民主都是“好东西”。“好东西”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既遵从多数人的意志，也兼顾少数人的利益，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对此，马克思曾满怀深情地作了描述：“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语言铿锵，掷地有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虽然说民主不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它推进社会走向文明，永远是专制和荒蛮的天敌。因之，中国共产党人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几十个春秋浴血奋战、风雨同舟，几百万同胞英勇不屈、前仆后继，一个崇高的理想追求，就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时至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然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真话是样好东西”，对此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关于真话的命题，往往是相对假话而言，有时也相对于空话、套话。世界如果缺少真话，盛行假话，那将充满虚伪和欺骗，《皇帝新衣》的闹剧就会不时重演。故列宁反复强调：“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一个政党能不能坚持讲真话、听真话，关系到政治上是否诚实、力量上是否坚强；一个人能不能坚持讲真话、听真话，关系到个人品格和道德素养，诚如巴金在《随想录》中所言，“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真话拥有三重境界：一是言出肺腑、心口一致、实话实说，俗话叫“掏心窝子”，换言之“推心置腹”；二是认知全面、依据实情、力求准确，比较客观地反映事物本来面目及其联系，避免所见所闻的主观和片面；三是反复求证、上下求索、实事求是，对已知事实提出质疑，不断寻求新证据，使提出的言论更加真实可信。
民主和真话堪称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品质。在社会实践中，民主要有真话的坚强支撑，犹如大厦屹立需要牢固的基座和正直的栋梁；真话要有民主的环境条件，好比万物竞荣需要明媚的阳光和充沛的雨露。民主与真话相依相偎、互为根本，荣损俱同、密不可分，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二者须臾不可或缺，共同产生互补、互动、互助的联动效应，从而形成完美的协调统一。
民主引导真话。民主是真话的前导，发扬民主就会从善如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情传递“知心话”。故而，有没有真话，是民主好坏的“晴雨表”，是人民主体意识及其地位强弱的“风向标”。记得当年毛泽东做“兴国调查”，开始大家很拘谨，不敢吭声，后来毛泽东着意拉家常，于是大家“热烈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在民主的氛围中，毛泽东听到了很多来自贫苦农民的心里话。
民主维护真话。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权利，也是社会良性互动、和谐运行的基础，它始终是真话的捍卫者。尽管真话有时未必是真理，但“讲真话”却总是真理。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或真话并不等于真理的时刻，尤其需要民主的悉心呵护。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即言此理。毛泽东在延安曾经遭人骂“雷劈”，搞清原委后反向骂人者道歉，这个民主与真话的故事，几十年来传为佳话。
真话推进民主。真话是民主的助推器、社会的润滑剂，它可以调和不同矛盾，理顺官民关系，厘正决策偏差，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提倡真话是推进民主建设的关键，为人民服务是民主建设的根本要求。人们至今忘不了那句平淡的忠告：“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它启迪着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真话推进民主的价值。
真话活跃民主。民主和真话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真话打破沉寂，让民主充满生机与活力；民主有了真话，使之更加绚丽灿烂、丰富多彩。新中国成立前夕，战场上所向披靡，解放区精诚团结，民主与真话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议上，党内外人士沐浴着民主的和煦清风，聚集一堂，围绕国号、国旗、国徽、国歌的确立，说实话，道真情，见仁见智，有争论也有统一，那生动活泼的情景令人难以忘怀。
2.民主和真话谁也不能少
风云沧桑，霜天峥嵘。中国共产党人很早以前就清醒地认识到民主与真话关联互动的意义。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顽强的魄力，探索民主、倡导真话，并付诸实践行动，书写了民主与真话的辉煌篇章，许多范例历历在目。
——让民主制度显示效力。1927年“三湾改编”以后，红四军设立了士兵委员会。之所以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毛泽东作了如此阐说：士兵委员会就是监督院，是监督官长的，就是要士兵敢于讲话，讲话要有作用。士兵委员会是中国革命史上较早建立的民主集中制度，它在后来一次次革命斗争中真正显示出了强大效力。
——让人尽量发表意见。受旧式军队的影响，红军初创时期存在许多非组织行为。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政治报告，着重指出，“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这对于当时克服“一言堂”的作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人充分发挥才干。1938年7月，毛泽东告诉到延安访问的世界学联代表团，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在民主精神的感召下，无数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挣脱牢笼，延安成为他们共同选择的圣地。
——让民主维护团结。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坦率地回答中外记者团的提问：“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让民主凝聚力量，让民主维护团结，协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振聋发聩的声音，给大家增添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让人民群众民主选举。延安时期，边区政府要将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实行“三三制”和民主选举。边区人民流行的“豆选法”：“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充分表达了理想中的民主社会，人民群众实现民主话语权的自然状态。
——让大家讲真话。在党的七大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讲真话”的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传统文化精神，引申为共产党人忠诚老实的工作学习态度，那是何等“义尚光大”。
——让人民监督政府。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世界难题，坚定地说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走人民监督的民主新路，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和建立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花易谢,雾易失,梦易逝,云易散。物尤如此,情何以堪？”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党内出现了个人崇拜，领导者处于权力的巅峰，民主政治进程出现倒退，依法治国设想大打折扣，民主与真话遭遇了被人唾弃的颠沛，真叫人不明所以，唏嘘不已。例如：
“我没有这种雅量”。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9月政协会议上和梁漱溟争论时的一句话，它使许多党内外同志感到凄楚怆然。后来所发生的事件说明，这场“雅量”之争伤害了团结，堵塞了言路，致使民主和真话受到极大的创伤。
“夹紧尾巴，不得胡闹”。1957年5月，毛泽东给提意见的右派指出了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顿时知识分子自我圈禁，噤若寒蝉，惶惶然不知所措，一个个戴着“镣铐”蹒跚起舞。
“要人治，不要法治”。在举国发烧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甚至提出“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从此中断，众人欲言而嗫嚅，遑论民主与真话。
“还是崇拜我好一点”。1958年成都会议，毛泽东毫不讳言个人崇拜，“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不仅封住了正义者的嘴吧，而且恶性演变为“要崇拜到迷信程度”的“造神”运动，以致出现长达近20年“民主缺位、真话丧失”的乱离岁月，不能不令人“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历史上一次次铁板钉钉的事实证明：什么时候有了民主和真话，党的主张和决策就比较正确，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否则就会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人不怕任何困难，但一怕脱离群众，失去执政的民主根基，二怕鸦雀无声，缺少公众对权力的监督。
3.民主和真话不要走进死胡同
毛泽东曾在延安一针见血地批评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终究在一天天地变得更加富强、更加和谐、更加美好。民主政治稳步推进，实事求是的作风建设不断加强，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与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相比较，一个进步文明、团结民主的形象正在树立起来。然而直面现实，我们也不难发见，中国“缺乏民主”的缺点至今并未得到有效克服，民主和真话还有远离我们的趋势，一些现象应当引起注意。
“苍穹行云唯我尊”。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权力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深入权力者内心的“民主”，留有居高临下“为民做主”的痕印，现代民主思想难以发展。在缺乏民主的氛围中，失去监督的权力极易自我膨胀，犀利直率的忠言难以接受采纳，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集思广益变成了一言九鼎，征求意见变成了众星捧月；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结构失衡，决策服从权力，“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谁发表不同观点就是“异类”；权力滥用，独断专行，“民主真话就是我”，严肃的民主生活往往成为一些领导的“指点江山”；等等。“唯我独尊”的种种状况不禁让人们着实捏一把冷汗。
“愔愔谄谀步琴韵”。 无民主则无真话，无真话则无民意表达。官云亦云、权云亦云，某些场合的表态发言往往变成了规定的附和“步韵”，诸如“高屋建瓴、立意深远、总揽全局、精辟透彻”之类的大话、空话、恭维话、客套话、永远正确的废话，每可散见于一些会议简报、文件材料的内容之中。还有部分官员谙练所谓的官场“潜规则”：颂扬赞歌可以奉承领导，坦直揭丑引来打击报复，掩盖问题可以避免纰漏，弄虚作假可以捞取政绩。所以他们不愿讲心里的话，不敢讲真实的话，要么说些“
“惯看风月逆亦顺”。农耕文化下的“清官济民”情结，使得相当多的人们认定：“天下悠悠万事，地方全靠一官”，“耕好自家地，莫管他人田”。他们习惯“把一壶浊酒，莫说长论短”，不懂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不愿意诉说心底事关个人利益的意见。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主张把百姓教化成为“顺民”，倡言“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另外，在目前我国的教育中，仍掺杂着不少所谓“好孩子听话”的德育内容，让人良莠难辨。如幼儿园阿姨分苹果，谁直言“要大苹果”则给小苹果以示惩戒，结果孩子都违心地说“要小苹果”。阿姨分苹果的“个人权力”，禁锢了孩子表达愿望的“真话权利”，这种教育方式玷污了孩子的纯洁心灵，培养出来的人只会逆来顺受，难有民主与真话意识。
“愚人效颦扮丽春”。一些所谓的“主流精英”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斗士，抛掉往昔“犹抱琵琶”的羞涩，成日价将“民主”喊得震天响，一再申明自己在说真话。他们淡化中国国情的多样性，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神圣化、教条化，视他人臭恶“疮疡”为妖媚“鲜花”，甚至套用专制独断的思维，把民主和真话工具化、功利化，谁不听他的就是搞专断，严肃的民主话题成了“政治快餐”。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党派竞争、自由选举，把民主当作包裹自己、掩饰私欲的漂亮外衣；有人认为真话就是政治放松、言论自由，把真话变成免受批评、指责他人的政治武器。这样的民主容易走向极端、真话容易出现异化。古人训言：“愚人妄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近年一些国家政权因为滥用民主、放开言论，导致独裁当道、宪政危机，从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泥潭，应该作为深刻教训而认真汲取。
目睹身边发生的民主和真话的种种“颓废”景况，我们何能“等闲不理社稷事”，何能忍心让变得越来越好的中国前途迷茫、事业飘摇？呵一曲幽暗低回，民主唯真；叹一句荡气回肠，真话唯美。新的时代在召唤：一定要把民主和真话请回来。
4,让民主和真话蔚然成风
推进民主和真话的相互联动，是一项具有内在性、根本性和长远性意义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勇气和智慧，需要时间的长期磨砺，更需要大家的共同担当。我们憧憬着明天，民主春风扑面而来，每个讲真话的人都能受到尊敬、爱戴和保护，那该是何其愉悦的社会风尚。
领导干部带个好头。“一花引来百花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领导干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摒弃“一言堂”，带头说真话、听真话，这恐怕是最有效的方法。道理很简单，“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没有唐太宗的诚意纳谏，就没有魏征的大胆直谏。平常时应“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带上笑容、带上祝愿，”轻车简从，常深入基层之“家”看看；生活中虚怀若谷，多想想“自己也是百姓”，多听听平民的“絮叨话语”；工作上求真若渴，多把忠言当“良药”，多把群众当亲人。果能如此，既可创造一个“政惟求于民便”的民主环境、“事皆可与人言”的真话氛围，又可塑造领导者个人的品德威信，提升非权力性影响的人格魅力。何乐而不为！
教人怎样做主人。民主和真话不仅靠政治体制，还要靠整体觉悟。
防止极端和异化。中国需要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也需要冷静而又理性地看待西方民主制度不道德、不公正、缺乏人性、尔虞我诈的一面。民主和真话有其道德与法律的底线，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行使民主真话的权利作为情绪宣泄的手段，更不能为所欲为地为满足私利而滥用民主真话。建立一个“政治本土化”的中央权威，确保它在人民监督之下不致过度集权，并忠实地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结合了中国国情，富含人本精神。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清醒的认识，对国家的未来前途有足够的信心，毫无必要丢掉自己的优越制度，而去照搬西方的那一套。
坚持和完善好的制度。现代民主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是相对于“专制和集权”而言的。从理论设计的路线上讲，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等政治制度，当是全世界最好的民主制度。每年“两会”期间，领导与代表委员直接对话、畅所欲言、共商国是，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场面即为明证。为何好的制度在执行中会出现偏差乃至“悖于常理”？问题还是出在民主与真话上。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十分必要。然而怎么个“民主”法？怎么增强公众参与度？怎么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如此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还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此外，应从“开放、包容、多元”出发，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听各种不同意见，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建立健全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信息公开和决策咨询制度、智力支持系统和协商协调机制。近年来接连出现的圭叶村“五合章”的理财方法、乌坎村委会的村民选举形式，说明中国人配得起搞民主，倒逼着我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应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好地促进正确制度的不断健全和自我完善。
确立“国家主人”的地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很动听，动真格才算数。仅说不干不是真话，甚至连“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比如：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的意志决定执政的内容和形式，那么公开“三公消费”和“政府预算”之类，就应该雷厉风行，不能遮遮掩掩；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把民生当做最大的民主，那么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应该着力解决，不能等待时机；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意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制定公共政策、上马重大项目、征用建设土地等，就应该履行程序，不能违背承诺。概言之，确立“主人”的地位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答应不答应”。
莺飞草长，流云无痕。穿越激越奔放的时空，经历蹉跎彷徨的岁月，在遭遇过无数次的波折起伏、飞流倾泻之后，民主与真话必将涤荡出更加透亮的本色，并蒂绽放在我国政治社会的百花园圃。
责任编辑：冯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