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西北城墙为什么缺一个角？北京城有几条中轴线？北京的母亲河到底是永定河还是琉璃河？北京外城为什么有那么多斜街？

 这些北京建城史上的谜团，人们或熟视无睹，或以讹传讹，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新近出版的《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结合史料与考古发现，为读者道尽北京城的来龙去脉。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学生、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专家朱祖希。

致敬老师侯仁之

有一年，侯仁之先生生病住院，一位台湾学者前去探望。交谈中，这位学者感慨道：“侯先生您在学术上成就很大，著作也不少，就是没有学生。”听了这话，侯先生很不高兴，指着侍奉在侧的朱祖希说：“我怎么没有学生，这不是我的学生吗？”每每说到这一幕，朱祖希都不禁动容，侯仁之先生不但是他的授业恩师，更将他领入北京地理历史研究的学术天地中。

1955年，从小热爱远足的朱祖希，如愿考上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那年经济地理专业第一次招生，他也不知道这个专业要学什么，只感觉似乎与远足有关。

开学第一课，系主任侯仁之为新生们讲了一堂关于北京起源和变迁的课。侯仁之素有“北京通”之称，他不但开创了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鼻祖。“侯先生的口才好极了，我从没听过这么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课。”侯仁之的学识和风采令朱祖希倾倒，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更令他着迷。

开学一周后，侯仁之第一次带着新生去西山做原野考察。“出北大西校门，到挂甲屯、圆明园、青龙桥、金山寺、卧佛寺，最后到樱桃沟，侯先生一路走一路讲。”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文物古迹和历史典故，朱祖希觉得自己的专业报对了。就这样，“侯仁之”三个字便和“北京城”一起，深深植进了朱祖希的心田，并影响、引导了他一生。

与老师一样，朱祖希一生也只做了一件事——研究北京。最近，常有人问朱祖希，新书《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写了多久？他说：“写这本书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我一生研究北京的总结，更是对侯仁之先生学术观点的继承和补充。”

到昨天，侯仁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这本书何尝不是一种纪念。

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新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这也是朱祖希对北京城营城建设的总结。

《周礼·考工记》有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中国古代对理想国都的规划非常具体，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大小小两百多个都城中，只有元大都是按照这个蓝本设计建造的。元大都是一座南北略长，呈长方形的城。城里街道纵横，南北和东西干道各有九条。

当然，元大都也不是百分之百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的营国制度。受风水理论的制约，从隋朝开始中国的城市北面就只开两道门。因此，元大都东南西三个方向各有三座城门，唯独北面城墙只开了两座城门，即安贞门、健德门。明代，北城墙向南缩进5里，重新修建城墙，仍然只设置了两座城门，即德胜门、安定门。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帝宝座后，决定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来，北京是明成祖势力的大本营，二来也是为了巩固边防，防止北方草原民族威胁中原。朱祖希说，政治条件当然是北京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都城的主要原因，但是北京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是必要条件。北京背靠燕山山脉，南俯中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军事上固若金汤。

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下令大规模营建北京城。永乐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和北京内城城墙完工。明嘉靖年间，北京外城城墙修筑完成。朱祖希说，外城原本也要像内城一样围成一圈以成“四周之制”，无奈因为资金短缺，最终只能匆匆合拢。于是，北京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凸字形”轮廓。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布局严整、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大为赞叹。他们全盘承袭了明朝北京城，连紫禁城内也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改扩建，且将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开发西北部园林风景区上。

通过梳理历史不难发现，北京城当之无愧是“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

近年来，传统文化回归，北京史研究也红火起来，市面上关于北京地理历史的书籍很多，但朱祖希发现有些研究者缺乏严谨的学术作风，不注重挖掘史料和运用考古发掘成果，致使许多说法以讹传讹。

“比如‘北京内城城墙西北为什么会缺一个角’的问题，有些人想当然地说是因为风水问题。这就很荒谬。”朱祖希说。

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徐达、常遇春占领元大都后，元军一直念念不忘收复元大都。为了守住这座城，徐达等人决定放弃当时比较荒凉的北部城区，将城墙向南缩进。当时，什刹海附近有一条天然河流——坝河，营城者决定以此河为护城河，在河的南岸重新修筑城墙。新城墙向西修建时遇到了一大片水域，也就是后来的太平湖。由于水面阔大，将它围进城墙内，工程太大。鉴于军情紧急，营城者决定将这片水域让到城墙之外。因此北京内城西北就缺了一个角。

上世纪70年代，对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考古发掘中，发现新街口附近的城墙地基里埋着很多石碑、家具、用品，甚至是围棋子。什么占地方就往里堆什么，显然是要尽快将城墙修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徐达怎么有时间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呢？”朱祖希说。

侯仁之先生经常告诫学生，要好好看文献，看到有价值的部分随时抄录在卡片上，做好注释。直到今天，朱祖希仍随身带着卡片，他的注释也做得一丝不苟。他希望，年轻学人也要将这种严谨的作风带到学术研究中。这样才对得起北京城，对得起北京文化和热爱北京的读者们。

专业书从小众到大众

爱逛书店，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都听说过正阳书局。这是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

2009年，北京小伙子崔勇凭着对北京文化的热爱，辞掉工作，在大栅栏廊房二条开起了书店。在实体书店被网上书店挤兑得退到墙角的时代，在寸土寸金的大栅栏开书店，很多人都不看好正阳书局的前途。可是，八九年过去了，正阳书局不但活了，而且越办越红火。特别是2014年，正阳书局应西城区政府之邀搬到万松老人塔小院后，这里更成为人们了解北京文化、派遣乡愁的文化圣地。

由于政府扶持，免了店面租金，正阳书局的经济状况宽裕起来。崔勇决定将这部分盈利所得，拿出来做出版。经过两年的努力，“正阳文库”终于跟读者见面了。他们推出的第一本书就是朱祖希老师的《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崔勇说，“做出版”是开书店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想法。由于经营正阳书局，他结识了很多研究北京文化的专家学者。这些老学者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研究北京。可是，凝结他们毕生学术研究所著的书，却无人愿意出版，有的老先生甚至带着这份遗憾离世了。崔勇觉得，这不仅是老学者们的遗憾，更是读者的遗憾，社会的遗憾。

出版业利润不高，许多过去专注做北京文史研究的出版社，为了生存纷纷转向做发行量更大的生活、健康类选题。有的出版社只有拿到政府扶持基金后，才会出版专业的北京史研究著作。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个别出版社在拿到扶持基金后，把书印完了就往库房一堆，根本不投入人力、物力去做推广。什么时候库房堆不下了，就把这些书当废品处理掉。这些年，崔勇目睹过很多这样的事。“作者最大的心愿是有更多人能读到自己的作品。个别出版社的做法既辜负了作者，也辜负了读者。”崔勇感慨。

经营书店这几年，崔勇发现，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北京历史文化类图书逐渐从小众向大众化发展。今年“正阳文库”还相继出版了什刹海地区史地见闻录《银锭桥畔》，讲述北京清代王府生活礼俗的科普读物《喵王府的生活》，1924年由瑞典汉学家喜仁龙教授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以及反映北京近50年来发展变迁的珍贵影像资料《两代摄影师和一座北京城》，均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好评。还经常有读者向他询问，有没有系统介绍北京历史地理的英文书。那些简单的中英文对照画册，内容过于浅显，有的外国读者表示：自己即便不认识汉字，也知道哪个是故宫，哪个是北海。崔勇悟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需要更加深入、系统的介绍北京历史、地理、文化的英文读物。《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正是一本这样的书。下一步，他打算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崔勇相信，这对北京文化传承和传播都意义非凡。2019年“正阳文库”还将陆续推出日本文化学者岩本工夫先生的专著《中国门礅》，与非遗传承人合作重刻清代北京风俗读物《燕京岁时记》，以及《北京官式琉璃赏析》《门风·家训·继世长》和老北京题材儿童绘本等专题图书。

崔勇希望把“正阳文库”做成一个坚持走学术路线、专业路线的图书品牌。让读者通过“正阳文库”触摸到真正的北京城和北京文化，通过阅读擦亮北京历史文化的“金名片”！

（朱祖希系民盟盟员、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西城区社科联顾问，文章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