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北京史著作是有市场的 盟员朱祖希的力作《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城西北城墙为什么缺一个角?北京城有几条中轴线?北京的母亲河到底是永定河还是琉璃河?北京外城为什么有那么多斜街?

 这些北京建城史上的谜团,人们或熟视无睹,或以讹传讹,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新近出版的《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结合史料与考古发现,为读者道尽北京城的来龙去脉。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学生、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专家朱祖希。

致敬老师侯仁之

有一年,侯仁之先生生病住院,一位台湾学者前去探望。交谈中,这位学者感慨道:“侯先生您在学术上成就很大,著作也不少,就是没有学生。”听了这话,侯先生很不高兴,指着侍奉在侧的朱祖希说:“我怎么没有学生,这不是我的学生吗?”每每说到这一幕,朱祖希都不禁动容,侯仁之先生不但是他的授业恩师,更将他领入北京地理历史研究的学术天地中。

1955年,从小热爱远足的朱祖希,如愿考上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那年经济地理专业第一次招生,他也不知道这个专业要学什么,只感觉似乎与远足有关。

开学第一课,系主任侯仁之为新生们讲了一堂关于北京起源和变迁的课。侯仁之素有“北京通”之称,他不但开创了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鼻祖。“侯先生的口才好极了,我从没听过这么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课。”侯仁之的学识和风采令朱祖希倾倒,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更令他着迷。

开学一周后,侯仁之第一次带着新生去西山做原野考察。“出北大西校门,到挂甲屯、圆明园、青龙桥、金山寺、卧佛寺,最后到樱桃沟,侯先生一路走一路讲。”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文物古迹和历史典故,朱祖希觉得自己的专业报对了。就这样,“侯仁之”三个字便和“北京城”一起,深深植进了朱祖希的心田,并影响、引导了他一生。

与老师一样,朱祖希一生也只做了一件事——研究北京。最近,常有人问朱祖希,新书《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写了多久?他说:“写这本书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我一生研究北京的总结,更是对侯仁之先生学术观点的继承和补充。”

到昨天,侯仁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这本书何尝不是一种纪念。

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新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这也是朱祖希对北京城营城建设的总结。

《周礼·考工记》有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中国古代对理想国都的规划非常具体,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大小小两百多个都城中,只有元大都是按照这个蓝本设计建造的。元大都是一座南北略长,呈长方形的城。城里街道纵横,南北和东西干道各有九条。

当然,元大都也不是百分之百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的营国制度。受风水理论的制约,从隋朝开始中国的城市北面就只开两道门。因此,元大都东南西三个方向各有三座城门,唯独北面城墙只开了两座城门,即安贞门、健德门。明代,北城墙向南缩进5里,重新修建城墙,仍然只设置了两座城门,即德胜门、安定门。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帝宝座后,决定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来,北京是明成祖势力的大本营,二来也是为了巩固边防,防止北方草原民族威胁中原。朱祖希说,政治条件当然是北京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都城的主要原因,但是北京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是必要条件。北京背靠燕山山脉,南俯中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军事上固若金汤。

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下令大规模营建北京城。永乐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和北京内城城墙完工。明嘉靖年间,北京外城城墙修筑完成。朱祖希说,外城原本也要像内城一样围成一圈以成“四周之制”,无奈因为资金短缺,最终只能匆匆合拢。于是,北京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凸字形”轮廓。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布局严整、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大为赞叹。他们全盘承袭了明朝北京城,连紫禁城内也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改扩建,且将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开发西北部园林风景区上。

通过梳理历史不难发现,北京城当之无愧是“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

近年来,传统文化回归,北京史研究也红火起来,市面上关于北京地理历史的书籍很多,但朱祖希发现有些研究者缺乏严谨的学术作风,不注重挖掘史料和运用考古发掘成果,致使许多说法以讹传讹。

“比如‘北京内城城墙西北为什么会缺一个角’的问题,有些人想当然地说是因为风水问题。这就很荒谬。”朱祖希说。

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徐达、常遇春占领元大都后,元军一直念念不忘收复元大都。为了守住这座城,徐达等人决定放弃当时比较荒凉的北部城区,将城墙向南缩进。当时,什刹海附近有一条天然河流——坝河,营城者决定以此河为护城河,在河的南岸重新修筑城墙。新城墙向西修建时遇到了一大片水域,也就是后来的太平湖。由于水面阔大,将它围进城墙内,工程太大。鉴于军情紧急,营城者决定将这片水域让到城墙之外。因此北京内城西北就缺了一个角。

上世纪70年代,对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考古发掘中,发现新街口附近的城墙地基里埋着很多石碑、家具、用品,甚至是围棋子。什么占地方就往里堆什么,显然是要尽快将城墙修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徐达怎么有时间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呢?”朱祖希说。

侯仁之先生经常告诫学生,要好好看文献,看到有价值的部分随时抄录在卡片上,做好注释。直到今天,朱祖希仍随身带着卡片,他的注释也做得一丝不苟。他希望,年轻学人也要将这种严谨的作风带到学术研究中。这样才对得起北京城,对得起北京文化和热爱北京的读者们。

专业书从小众到大众

爱逛书店,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都听说过正阳书局。这是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

2009年,北京小伙子崔勇凭着对北京文化的热爱,辞掉工作,在大栅栏廊房二条开起了书店。在实体书店被网上书店挤兑得退到墙角的时代,在寸土寸金的大栅栏开书店,很多人都不看好正阳书局的前途。可是,八九年过去了,正阳书局不但活了,而且越办越红火。特别是2014年,正阳书局应西城区政府之邀搬到万松老人塔小院后,这里更成为人们了解北京文化、派遣乡愁的文化圣地。

由于政府扶持,免了店面租金,正阳书局的经济状况宽裕起来。崔勇决定将这部分盈利所得,拿出来做出版。经过两年的努力,“正阳文库”终于跟读者见面了。他们推出的第一本书就是朱祖希老师的《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崔勇说,“做出版”是开书店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想法。由于经营正阳书局,他结识了很多研究北京文化的专家学者。这些老学者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研究北京。可是,凝结他们毕生学术研究所著的书,却无人愿意出版,有的老先生甚至带着这份遗憾离世了。崔勇觉得,这不仅是老学者们的遗憾,更是读者的遗憾,社会的遗憾。

出版业利润不高,许多过去专注做北京文史研究的出版社,为了生存纷纷转向做发行量更大的生活、健康类选题。有的出版社只有拿到政府扶持基金后,才会出版专业的北京史研究著作。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个别出版社在拿到扶持基金后,把书印完了就往库房一堆,根本不投入人力、物力去做推广。什么时候库房堆不下了,就把这些书当废品处理掉。这些年,崔勇目睹过很多这样的事。“作者最大的心愿是有更多人能读到自己的作品。个别出版社的做法既辜负了作者,也辜负了读者。”崔勇感慨。

经营书店这几年,崔勇发现,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北京历史文化类图书逐渐从小众向大众化发展。今年“正阳文库”还相继出版了什刹海地区史地见闻录《银锭桥畔》,讲述北京清代王府生活礼俗的科普读物《喵王府的生活》,1924年由瑞典汉学家喜仁龙教授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以及反映北京近50年来发展变迁的珍贵影像资料《两代摄影师和一座北京城》,均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好评。还经常有读者向他询问,有没有系统介绍北京历史地理的英文书。那些简单的中英文对照画册,内容过于浅显,有的外国读者表示:自己即便不认识汉字,也知道哪个是故宫,哪个是北海。崔勇悟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需要更加深入、系统的介绍北京历史、地理、文化的英文读物。《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正是一本这样的书。下一步,他打算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崔勇相信,这对北京文化传承和传播都意义非凡。2019年“正阳文库”还将陆续推出日本文化学者岩本工夫先生的专著《中国门礅》,与非遗传承人合作重刻清代北京风俗读物《燕京岁时记》,以及《北京官式琉璃赏析》《门风·家训·继世长》和老北京题材儿童绘本等专题图书。

崔勇希望把“正阳文库”做成一个坚持走学术路线、专业路线的图书品牌。让读者通过“正阳文库”触摸到真正的北京城和北京文化,通过阅读擦亮北京历史文化的“金名片”!

(朱祖希系民盟盟员、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西城区社科联顾问,文章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