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民主，团结抗日
（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从而加快了以1936年底“西安事变”为契机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以国共合作为中心，建立起包括各抗日党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接着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法令，并且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各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并产生了联合起来共同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迫切要求。各抗日党派的这种要求和希望，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鼓励。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联络其他党派参政员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参政员，也联络其他参政员同时提出了要求结束党治、改革政治的提案。

经过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的激烈斗争，各党派领导人深深体会到：这场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各党派联合的结果；如果没有联合，要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日是不可能的。因此，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党派领导人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国共两党以外的联合政治组织，以形成一种联合的政治力量。1939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等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人和张澜等社会贤达，便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是之上层人士，共同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39年11月23，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青年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信约》主张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设施；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铲除贪污；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反对内战等等。

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

统一建国同志会会员不多，几乎都是国民参政员。它虽然还不是一个政党，但其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1941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党派领导人聚谈，各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皖南事变”促进了各党派加快联合，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私邸）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党派推荐和协商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13人。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确认与会13位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就这样，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协同盟便在重庆秘密成立。后来救国会加入，号称“三党三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因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公开民盟的组织。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经过修改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即“十大政治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

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并认为同盟应“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文件，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对此，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千方百计加以压制。

由于国民党要员孙科等人坚决否认有民主政团同盟的存在，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经过研究，决定在重庆公开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941年11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举行茶会，会上左舜生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治主张，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由秘密转为公开，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舞台上。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以团结抗日力量，坚持抗战胜利，在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民主政团同盟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密切的合作，推进了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大批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要求入盟，但限于政团同盟主要吸收三党三派的成员为盟员，盟务又被中国青年党的一些人所把持，阻碍了民盟的发展，因而引起盟内外的普遍不满。民盟昆明支部早在1943年即向总部正式提出，改变政团联合体为广大民主分子个人的联合体，得到广大盟员的赞成。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总部决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对民盟进行改组。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组织的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会议还响应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9月1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讨论了形势，决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结合中共提案的设想，拟定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把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主国家作为民盟的奋斗目标。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大批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民盟，到1945年10月，全国约有盟员3000人，无党派盟员占70%以上。到1945年9月先后建立云南省支部、广东省支部、重庆市支部、东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和华北总支部等地方组织，开展了不少活动；各地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加入民盟，民盟的战斗力日益加强，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
（1945年8月至1947年12月）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一传出，国共两党的关系就出现了尖锐对立状况，内战一触即发。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在机场受到民盟领导人张澜热烈欢迎。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至“特园”访晤张澜。当晚，毛泽东在“桂园”举行宴会，招待民盟领导人和其他民主人士。9月2日，民盟以中央常委会名义在“特园”举行午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在席间高兴地说：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5日，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就国共谈判、民盟和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认真研究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提出的设想与中国现实之可能。据此，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三个文件。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规定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原则、中央和地方的组织机构、盟员入盟和退盟的具体办法等等。

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反映了战后渴望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政治路线和政策相呼应，因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群众的积极支持。《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挑起了武装冲突。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要求，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于《停战协定》签订的同一天，在重庆召开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民盟配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斗争所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政治协商会议最后确定的名额是：国民党派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由于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动让出代表名额，解决民盟的名额问题，粉碎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分化和削弱民盟，操纵“多数”，以控制政协的阴谋。政协会议中，民盟和中共默契配合，互相支持，一起邀请了34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名流，组成政协代表顾问团，为民盟和中共政协代表提供咨询。不论在大会和小组会上，民盟代表和中共代表都做到了遇事商量，密切配合。

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又加强对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1946年6月底，在白色恐怖气氛下，民盟云南省支部不顾形势险恶，接连三天召开会议，由李公朴、闻一多和楚图南主持会议，向社会各界说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会后，民盟在昆明开展了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一时昆明全城群情激昂，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恐慌不已。7月11日，优秀的民主运动战士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李公朴被害后，民盟中委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李公朴治丧委员会。7月15日，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召开追悼会，为了安全，没有安排闻一多发言。他身陷特务的包围，毅然决然地申明：“正义是杀不完的，真理永远存在！”“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代价的，我们决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

李、闻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应，7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国务党特务杀害“倡导民主，主张和平”的李公朴、闻一多，“是反民主和平有计划之阴谋”，同时，民盟总部发表书面谈话，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8月3日，梁漱溟、周新民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在9月30日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用铁的事实揭露国民党杀害李、闻的罪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发了唁电，对李、闻遇害表示深切哀悼。

血的事实，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和民主人士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更加勇敢地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斗争。

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接着又召开了伪“国大”，通过了伪“宪法”，彻底破坏了政协决议，国共两党的和谈陷于破裂，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个新形势下，民盟于1947年1月6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会议认真地讨论了加强民盟组织建设，彻底消除因历史上“三党三派”而形成的组织纪律松懈的问题。

1947年3月7日，蒋介石强迫中共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撤退。中共代表在撤退前，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房屋、财产全部交由民盟代管。民盟总部迁入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办事处工作，民盟部分领导人也进入上海马思南路中共办事处工作。3月17日，中国民主同盟举行记者招待会，郑重说明民盟对时局的看法，民盟坚持在国统区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引起国民党的极大仇恨。

由于民盟和各民主党派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国民党虽然未敢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但为了打击民主力量，动用了大批军警宪特，于6月1日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成都、桂林、南宁、广州、杭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全国各大城市，对民盟等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进步师生进行了大逮捕。民盟盟员被捕百余人，仅重庆、成都两地就有30余人，其中包括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于邦齐。此后，国民党又进行了两次大逮捕，不少盟员被捕后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

1947年10月7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公然枪杀了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杜斌丞遇难后，中共中央发言人严正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屠杀政策。10月23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为保护盟员，民盟中央宣布民盟总部解散，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实则是号召全体盟员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斗争。

国民党用法西斯手段强迫民盟宣布解散，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九三学社、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德珩、雷洁琼，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民主建国会孙起孟等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强迫民盟解散“违法悖理。”

三、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

参加筹建新中国
1947年12月—1949年10月）

1947年11月，经沈钧儒和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密商，陆续秘密离开到达香港，与原来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着手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和陶行知遗像。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民盟《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强调：民盟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民主的立场，因而也必然是革命的立场”，反对中立的态度和所谓中间路线。“今后自应当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民盟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全体服从组织，对内必须尊重集体意见，对外必须服从组织，不容有个人自由主义之言行”；“严密各级地方组织，建立高度的组织纪律”，“凡盟员均需编入小组，参加小组活动”，决定在解放区设盟务特派员，与中共密切合作，开展解放区民盟的活动。三中全会还决定：民盟的宣传工作首先接办民盟南方总支部机关刊物《光明报》，该报于3月1日作为民盟总部机关刊物于香港问世。中国民主同盟依据三中全会精神，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开展了反美反蒋的活动，以促使蒋介石政权的倒台。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辉煌胜利，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全国范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为了向全国人民指出新的斗争目标，迎接全国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即获得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响应。5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和民主党派在香港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

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等党派和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6月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认为政治协商和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今日救国建国的惟一正确途径”，也是民盟“一贯的奋斗方针”。民盟在这份文告中要求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独立和统一的新中国。此后，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以香港为中心，在中共的具体帮助下，开展了新政协运动，为结束独裁统治，实现人民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同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香港总部结束。接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坚决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6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出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祝贺。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北平开始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正式开幕。中国民主同盟正式代表张澜、沈钧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民盟成员高崇民、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章伯钧、柳亚子、张东荪、张难先、龙去。4位副总理中有民盟常委、民建主委黄炎培，15位政务员中有民盟成员章伯钧、马叙伦、罗隆基。此外，还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黄炎培为轻工业部部长，马叙伦为教育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彭泽民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任命楚图南为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政协主席，民盟沈钧儒当选为副主席。28位常务委员中，民盟成员有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又增选罗隆基、施复亮、史良、吴鸿宾为常务委员（其中部分跨党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全力拥护政府，坚决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完成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国民主同盟面临着改造民盟的性质，制定新的政治纲领、路线、方针和健全领导机构、整顿发展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使命。为此，1949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历时35天的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民主同盟盟章》。

《政治报告》指出，本盟的方针应该是在中共领导之下，实现共同纲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修改后的《盟章》，作了新的阐明：“中国民主同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以知识分子，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联盟。本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以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工商业者，走向进步，扩大并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实现共同纲领，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为基本方针和任务。”“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之密切配合工作，以期在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尽其最大的努力。”从此，中国民主同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下参政的新型政党的地位，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参加政权的政党成员之一，建国初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

（一）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参与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讨论、决策和执行，参与制定法规条令。

（二）发表宣言、号召、决定和指示，推动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遵守政府的法规条令，积极拥护中共和政府发动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展。

（三）组织成员学习政策法令和政治理论，提高思想认识，积极投入运动，参加实践，接受锻炼和考验。

建国以后，当时中南、西南一些省份还没有解放，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待解放区的民盟地方组织积极参加了策应人民解放军南下，迎接解放，策反反动武装、地方政权的斗争。重庆、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和成都“十二桥”大屠杀事件，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包括杨虎城将军在内的数百名革命志士。其中有不少是民盟盟员，他们在就义前和中共党员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斗争，在就义时表现了无畏的革命气节。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里牺牲的民盟烈士有陈然、邓惠中等28人。

五、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3年5月至1957年6月）

从1952年底，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建议，到1953年9月25日正式公布，民盟根据形势的发展，开始考虑以参加文教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

1953年5月27日至6月8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七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充分讨论了当前国家的形势和任务之后，确定了“以参加国家文化教育建设作为盟的中心工作”，实行民盟的工作重心在新形势下的转移。它的基本方针是：“在共产党组织和行政的统一领导之下，通过盟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盟员及盟所联系的群众，遵守国家纪律，搞好各自的岗位工作，并从实际工作中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当时，民盟盟员有61%是从事文教工作的。其中在高等学校的有19.3%,在中等学校的有26.7%。随着民盟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次会议还相应地确定了“以中上层为主，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组织工作方针。是为使盟员在文教界中更有代表性。

这次会议修改了盟章，明确了民盟“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在盟章中规定“本盟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发扬协商精神，充实组织生活，加强组织纪律，以保证本盟任务的完成”，还进一步在盟章中确定了“以接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思想。

中国民主同盟在国家文教建设中发挥作用，是因其组织成员中文教界知识分子占优势的特点而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民盟在参加国家文教建设工作中，以高等教育为重点，协助党政领导做了三件事：一是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二是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三是教学改革。总的目标是执行国家文教工作计划，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贯彻实施教育建设“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总方针，使文教工作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设的总路线服务。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民盟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参加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联合提名，民盟的许多代表人物被分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民盟有126位盟员当选，占代表总数1226人的10%强。另有545位盟员，分别在各地当选为省、市人民代表。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副主席沈钧儒和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担任副委员长。高崇民、柳亚子、胡愈之、施复亮、杨明轩、许广平、龙云、罗隆基、马叙伦、彭泽民等10位民盟中央领导成员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增补了华罗庚、季方二人）。

按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时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协商和研究国家重大问题，1956年1月至1964年12月，这样的国务会议举行过12次，民盟中央的有关领导同志都曾被邀请参加。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作为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政党，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政府工作，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与政治协商监督。这种参政形式为确立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和国事活动中的地位，开辟了实践社会主义政体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道路，为中共制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打下了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使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快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日益突出。1955年11月22日举行的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集体办公会议决定对知识分子状况进行一次调查，通过串联、访问、开座谈会等调查方法，了解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以供分析研究，向政协和中共中央提出建议。

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1月，仅在北京就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达8次；28个省、市民盟组织，取得了近2000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调查资料。根据这些调查情况，民盟总部于1956年1月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送交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及《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两个文件。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大好形势下，中国民主同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9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着重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并且根据知识分子面貌的根本改变，修改了盟章，使民盟的性质由“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制定了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盟积极发挥作用，就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

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推进到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上来。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及时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这一方针的宣布，得到中国民主同盟的热烈拥护和支持。7月5日至30日，民盟中央接连举行了6次座谈会，讨论了中共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联系民盟工作和统战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100多条意见。

1957年3月以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帮助中共整风，民盟积极响应了号召，特于5月13日做出决议，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对“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个专题进行研究。调查情况，分析问题，提出建议，切实帮助中共搞好整风，推动文教建设工作的发展。

六、在反右派斗争和十年内乱中经受考验
（1957年6月至1976年10月）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但是在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始。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从反右派斗争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民主同盟以“服务和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民盟组织及盟员个人的根本改造）为中心工作，按照形势变化的条件，尽其所能。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长时期的严重混乱、破坏和倒退，殃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作为统一战线重要部分的民主党派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的破坏。由于江青、张春桥等首先策划批判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创作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来作为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因此，民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更先于其他民主党派。

1966年8月25日，民盟中央发布公告，自即日起停止办公。

七、拨乱反正，民盟恢复活动
（1976年10月至1983年12月）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彻底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中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同庆胜利，并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开始逐步恢复组织和开展活动。中共领导人叶剑英、乌兰夫等多次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见面，及时传达党内会议和文件精神，恢复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共商民主党派出席五届人大候选人名单，已使这种合作得到实质上的恢复。

197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向各民主党派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指示。民盟随即酝酿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召集人为史良、胡愈之。从此，中国民主同盟恢复以本组织的名义参加国家政治活动，开展各项工作。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民盟上下一致的衷心拥护。中国民主同盟于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民盟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这次大会开成了一个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大会，一个动员全盟同志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的誓师大会。大会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不仅得以恢复，并且顺应新的形势的发展需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80年2月12日，在民盟中央、民盟北京市委联合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肯定了民盟的光荣革命传统、知识优势和作风正直、诚实之后，鼓励民盟同志要“敢字当头，敢于反映情况，敢于提意见，敢于抓工作，敢于帮助我们共产党纠正缺点，”鼓励民盟积极参政议政，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起把国家的事办好。1981年1月，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进一步把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延伸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修改《宪法》时，史良、费孝通等参加了宪法修改委员会，通过多种形式反映意见，并被采纳，最终使宪法《序言》中体现出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这一重要内容。

随后的几年中，中民盟中央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就智力开发、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向中共和政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关于教育问题的一系列建议，为中共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民盟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案的建议，组织盟内有关专家就城市规划、建筑建设、园林绿化、防止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首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努力。